沉思录：中共崎岖的政改之路（中）

中共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改并未持续推行下去。中共这条崎岖的政改之路是如何开启又是为何被阻断呢？

改的就是你们计委

自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发生之后，中共的政改便陷入了停滞状态，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改革上。然而改革总会进入深水区，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这时候经济改革就会遇到巨大困难。

例如在1984年初，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要通过《中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关键，因为这是不仅是改革的关键，也是对陈云首肯并且在1982年写入当时的宪法总纲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的挑战。不过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相互妥协和支持下，这种提法最终通过。

这种提法实际上冲破了所谓计划经济的束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到建设商品经济上来，可是实践层面将面临巨大困难。因为实现整个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计委就是其中阻碍之一。

《鲍彤文集》中这样记录了赵紫阳与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的对话。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姚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了，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

这仅仅是改革过程中矛盾的一角。邓小平深刻感受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下面很可能表面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大搞收全，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

另外，国际大环境也给重提政改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当时苏联东欧各国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其中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提出《改革与新思维》，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中国影响也比较大。政治学者陈子明在其文章《“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中提到：“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选为封面人物，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言，但足以见得当时的国际气候为政改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邓小平重提政改

于是在时隔六年后，邓小平在1986年重提政治体制改革。6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发表讲话说，“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在同年9月3日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也提到：“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另外，中共党媒也曾为政改造势。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中写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

邓小平将这次政改的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赵紫阳也迅速成立了由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和他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并在小组下设立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的办公室。任务是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为中央提供政改的思路和蓝图供中共常委决策。

党政分开孰是孰非

在当时，党政分开成为最响亮的词汇，是邓小平这次提政改的核心，也是鲍彤为首的办公室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后来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当时负责研讨小组下设八个专题研讨小组中的党政分开专题组。最终，党政分开成为赵紫阳十三大报告中政改部分的重要篇章。

报告中强调，“近几年来，我们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十三大报告后来被誉为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报告”。1989年“六四”事件后赵紫阳下台，但邓小平仍然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要动”。

然而此时邓小平提出的政改已没有六年前提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气魄，他的政改已经不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全盘改革，党政分开也仅仅是为“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的手段。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认为，邓小平的政改和提出的党政分开，“既不是西方国家的‘党政分开’模式，更不是要把党和政绝对地‘分开’来。过去，人们对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思想的解读，恰恰是错误的解读。”事实上，四项基本原则仍是底线。赵紫阳一开始与邓小平意见差不多，然而具体改革时才发现，将党和国家机器分开，使中共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这却触犯了邓小平的底线，成为这次改革失败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政改乐观的情绪和中共在转型、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官僚等现象激发了体制内外学者、普通群众、高校学生参政议政的尝试。中共十三大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公民社会的萌芽开始成长起来。不过下层倒逼改革的力量并未成型和成熟，加上高层内中共党内左右两边势力相当，形成了长时间的拉锯战。这一切导致激进者更激进，保守者更保守。

于是群众运动和学潮愈演愈烈，用更加极端的方式督促中共尽快兑现诺言，实现政改。保守势力借势用更加极端的势力予以镇压。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宣告这轮政改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