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中共崎岖的政改之路（下）

中共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改并未持续推行下去。中共这条崎岖的政改之路是如何开启又是为何被阻断呢？

谁不改革谁下台

经过“六四”事件，以中共十三大为标志的这轮政改正式偃旗息鼓，“宁左勿右”再次成为整个官僚系统的为官之道。保守势力在这场斗争中大获全胜，邓小平也不得不妥协，甚至在“市场经济”上松口，再次启用“坚持计划经济”的提法，并说要“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

经过三年，邓小平再次出山，在1992年南巡中释放巨大能量，收复“市场经济”失地。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南巡至湖北时，他曾对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了一番颇让人联想的话：“这两年改革开放的话不硬了，旗帜不鲜明了！……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之后还补充了几句：“暂时就这几点，没有了……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报告。”“就照我说的，原汁原味发给北京！你去吧！”“记住，回去就向北京报告！”“要记住，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

此时的邓小平虽然已经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但其在党内仍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以他两次罢黜中共总书记的经历，江泽民此时不能不考虑自己的仕途，不然真有可能成为高层左右博弈后“下台”的牺牲品。

于是在邓小平南巡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并未中断的政改

由于经历了两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邓小平这次并未提出更具体的目标。十四大报告中只是简单的提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

杨继绳认为，这次虽然提出政改，但“没提改革的紧迫性，没提‘党政分开’。对多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由十三大的‘不照搬’改为‘绝对不搞’。”他认为这种微妙的变化“使得实践中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民主在倒退。”

的确，经历了1989年的事情，人们参与政治的风气迅速降温，已经初步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也迅速衰落。杨继绳用一组对比描述了这种变化：80 年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在各种研讨会的讲坛上发表政治改革的意见，90 年代“政治改革”成了危险的词语，提起政治改革，人们就谈虎色变；80 年代报纸还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发表一点不同意见，90 年代又是舆论一律了；80 年代的差额选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意，90 年代末一律改为等额选举……

就在“政改界”万马齐喑的时候，中共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官员在1997年春天向中央“上书”，建议在中共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周瑞金在一次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言中回忆了当时情况：“当时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温家宝同志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到中央党校听取了他们意见。后来，又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意见说，十五大提这个问题已经来不及了，要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间打算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1990年代，胡乔木、陈云等一批党内左派元老相继逝世，保守势力在不断下降。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这些或许是政改短暂回暖的最大的背景。只是在此时，发生在1999年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让中国国内政治气氛迅速升温。一方面让左派不断强调的“国外敌对势力”被“印证”，另外一方面国家的主要矛盾和视角转移到国外。于是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再次胎死腹中。

事实上，十五大之后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党代会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字样，只是并未像1980年代那样引发巨大的反响。直到最近被视为“第四权”的“监察委”的设立，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才出现大跨步的推进。

政改五要素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改，都会出现极端激进、稳健改革、中立、保守、极端保守等多个层面的态度，并且都是相对态度，比如极端激进派很可能视保守、中立甚至稳健改革为极端保守。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人们还讲“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所以政改的话题永远逃不过“本国国情”和“世界潮流”的辩论。

人们如何相对客观看待政改，不让“革命”再次战胜“改革”？被称为赵紫阳智囊的吴国光曾在一次谈话中表达了对中国推行政改不乐观的态度，他提出领导人、民众、现行制度生存空间、日程处理顺序、政治智慧五个层面的理由。冷静来看，这五个理由恰恰也是政改获得成功的五大要素：需要领导人有足够的权力和政改意愿，需要民众利益相对一致，现行制度生存空间迅速减少，政改成为国内头等大事，需要改革者的政治智慧。事实上，这也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这一代领导人能够成功推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因素。

或许等到这五个要素都具备时，政改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