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斗争思维 北京治港现代化关键一步

就在香港立法会风波尚未彻底平息之际，北京方面突然向泛民派人士抛出“橄榄枝”，自11月30日起，放宽过去对部分立法会议员及其他人士实施进入内地的入境限制，并且重新接受此类人士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申请。消息公布后，各方反应不一，建制派人士对此表示欢迎，而泛民阵营则反应冷淡。事件伴随泛民与北京之间的误会正持续发酵中。

泛民心存疑虑反应冷漠

虽然北京此举被广泛认为是正式向泛民人士“开绿灯”、进一步释放善意的积极表现。但对此，泛民方面的回应普遍冷漠，甚至也不乏有较为尖锐的反对声音出现。

街工梁耀忠表示，对无回乡证已习以为常，不打算因北京“开闸”便前往申请，且质疑北京突然为回乡证解禁背后含政治目的，“是不是想分化我们？”而在占中期间被注销回乡证的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表明不会申请回乡证，他称：“今日他（中央）开心，想吹和风，就给你申请，难保他朝他又注销给你”。

现阶段，香港立法会的六十名议员中，共有十二名泛民主派议员未持有回乡证。他们大都是在前往内地的出入境过程中，以没收回乡证的形式被剥夺进入大陆权利的。这些让他们心有余悸的经历，会使泛民人士自然而然地对中共在立法会风波尚未彻底平息之际的这一突然举动心生警惕。

斗争思维撕裂香港社会

面对泛民的“不合作”、“不领情”，北京也应理解其中的况味和考量，不能指望依靠回乡证就让这些泛民感恩戴德，甚或感激涕零。毕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泛民派并未在一国两制、民族、主权等问题上对中共的政策提出质疑，其主张主要集中在国家发展上，对中共与国家包括治港方式在内的一些大政方针提出不同立场和意见。这是港人积极参与国家与香港建设的体现。

与之相反的是，中共一直以来对这些不同意见以敌我矛盾的方式进行处理。尤其在六四事件之后，长期对香港泛民派实施以斗争思维为主导的政策。这使香港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撕裂，部分泛民人士开始逢中必反，激进的本土民粹力量抬头，港独势力快速崛起。更让此次中共提出重新接受泛民人士申请回乡证后，在泛民阵营中产生了激烈反弹。工党李卓人称除非当局让他探异见人士刘晓波，他才会回内地，而罗冠聪则将中央善意解读为“政治饵”。

然而，他们也同样犯了他们所批评中共一样的错误，他们站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立场上，僵化、教条地将中共的任何举动都与“人权”、“异议分子”等挂钩，而并非去了解、拥抱变化，这同样也是“逢共必反”“逢中必反”的斗争思维，同样以偏概全。

调整治港思路应回归基本法

不管是泛民还是北京，每一方看上去都有理直气壮的理由，但理直气壮的背后，却是香港问题的愈发恶化。

现阶段香港社会的矛盾与撕裂是中共长期以斗争思维治港与港人对2047年后对香港前途担忧两者相互催化的产物。

从雨伞运动，到立法会风波，近年来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一不在警示着北京，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中共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彻底反思对香港的管制方法与策略，放弃过去处理敌我矛盾的斗争思维，积极听取包括泛民派在内的香港各界的声音，以化解社会上的误解与敌视。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内涵，包括对涉港机构的整肃与重构。针对2047年后港人对香港前途的担忧，完善基本法，并解决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普选等根本性的宪制性问题，最终以实现香港政治、社会、经济的稳定。

此次中共通过解决回乡证问题来主动释放善意，还泛民人士进入内地的合法权利，可以看见其在治港思路上正发生着变化。虽然从中共治港的整体大局来看，此举是很小的一步，但事实上这又是陆港常态化沟通的关键性一步。

在新的国际与国内格局中，中共需重新审视香港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意义，着眼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制度上重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改革中央治港体制，切实开展“大统战”，重建香港政治共识，实现香港长治久安，从而把“一国两制”推进一个新的时代。这无疑是邓小平时代留给后来者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更是包括泛民在内的广大港人所乐于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