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联络人文革中被摧残七年

文革中，西安事变联络人刘鼎惨遭迫害，倍受磨难。他被林彪、“四人帮”诬陷为“大叛徒”、“大特务”，关押进监狱达7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本文摘自2015年9月18日《北京青年报》，作者沈杰群，原题为《刘鼎与抗日有关的三地年华》。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首歌，在中华大地传唱了80年。悲怆的旋律时刻提醒着我们--八十多年前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如今，刚刚用辉煌的阅兵纪念完70年前那场伟大胜利的炎黄子孙，又一次将日历翻到了9月18日--这个数字是一把刀，曾经让我们的心日日滴血；如今，这个数字更应该是一道疤，伤已愈痛却必须永志不忘……所以，在这个日子里，我们再次回顾几段前辈的血泪史，从更加私人的角度去再次回望那段历史，感受我们这个民族不屈的力量！

九月，北京灯市口富强胡同。

刘家客厅很得体，地面洁净如新，沙发款式为半世纪前而布罩一尘不染；柜顶书籍秩序井然，墙上黑白旧照静默凝视，面朝家族的青春面孔。午后阳光热烈，柏树和榆树密织的青葱浸透了玻璃窗，风一吹，会在客厅扬起满窗满地的碎金。

这间屋子安放过刘鼎的晚年。

老人不曾有一天好好享受暮年的悠闲。年近八十，仍每早七点多乘车上班，整日公务缠身。晚上回家看完《新闻联播》，便坐到办公桌前埋头书写西安事变与老军工史回忆录，深夜11点钟方搁笔。这般忙碌的日子持续了五年，直至1985年因患胰腺癌住院。1986年7月，刘鼎在北京医院辞世。

刘鼎之子刘文石为笔者热情泡茶，他的哥哥刘文山及夫人唐雷一起参与了采访。谈到父亲，无论是小时候茶余饭后的讲故事、家中拜访者的谈话、研究者的史料整理，抑或是病榻上最后一次批阅文件，子女觉得“春蚕到死丝方尽”极宜概括刘鼎勤勉奉献的一生。刘文石说，父亲生前自认为这辈子做过两件事：西安事变和军事工业，正如习仲勋曾给他的题词“兵工泰斗，统战功臣”。刘鼎的名字和抗日战争史写在一起。

若将刘鼎传奇的前半生置于一张地图，有三个地方无疑值得一读再读：上海、西安和太行山，每段征程，刘鼎都在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唐雷认为，是因为不凡的气质、过人的智识与胆魄，让某些历史节点选择了父亲担此重任。刘鼎不负使命。

上海特科那段经历非常精彩，拍成电视剧都会很好看

刘鼎本名阚思竣，字尊民，1902年生于四川南溪的一户士绅之家。1920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在小城哥廷根，他结识了为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执意赴德的朱德，之后常一道学习、开会。经孙炳文和朱德介绍，刘鼎在德国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

1926年，刘鼎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深造，兼任翻译和教官，系统学习了航空、兵器、无线电等课程。1929年奉调回国，隔年分配进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担任二科（情报科）副科长。

“上海特科那段经历非常精彩，拍成电视剧都会很好看。”刘文石如是描述父亲惊险而传奇的上海岁月。

刘鼎成为地下隐秘战线的一员，亦就此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革命之路，两次落难又虎口脱险。有一日，他在外滩公园接头时被捕，随即转到南京陆军监狱，变节的顾顺章前来劝降，不为所动。刘鼎依照组织指示，谨慎行事，灵活应变，后获释出狱。

1934年10月，刘鼎跟随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地区挺进，掩护红军西行。刘鼎奉命率民兵队在弋阳县仙霞岭一带山中打游击，次年5月，弹尽粮绝，队伍打散后不幸被俘，被押送至江西九江。身陷敌营，刘鼎谎编虚假身份，凭借自身深厚的机械修理底子巧妙骗取敌方信任，使敌方渐渐放松对其看管。四个月后借机逃离国民党俘虏营，直奔上海。

1935年深秋，当刘鼎孤身一人脱险回沪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他和党组织彻底失联。幸得老朋友蔡叔厚以及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鼎力相助，他得以暂时栖身于路易·艾黎在愚园路上的住所。“一二·九”爆发之后，为躲避搜捕，史沫特莱又协助刘鼎躲进了宋庆龄家。

刘鼎未曾料想，短暂落脚宋庆龄家，会让他和西安事变发生深刻的联系。

1936年3月，张学良有意联共，托人来上海寻找中共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几次交谈，宋庆龄发觉刘鼎经历不凡，举止不俗，遂将他推荐给张学良。

“究竟去不去西安？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来又去谈事，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父亲内心非常纠结。据我们所知，最终是一个念头支撑他下定决心：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唐雷说。

刘鼎为西安之行做足功课，花十多天研读相关报刊和党内文件，提前了解张学良个人经历、处事特征，路易·艾黎还去南京路为他置办一身体面的行头。“当时临行前，史沫特莱还特意为红军筹集一大批物资，衣服和药物足足装了两大木箱。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大瓶麻醉药（乙醚），嘱咐父亲一定要带给红军。”刘文石告诉笔者，史沫特莱准备这瓶乙醚，是因为父亲向她讲述过红军伤员缺医少药，常常在无麻醉之下动手术，忍受剧痛。父亲在红军洋源兵工厂时，曾因雷管爆炸负伤，嘴里咬块布，手脚被绑住，医生从伤口里把碎片一块块挑出来，痛得他晕了过去。

3月下旬，那列西行的火车缓缓驶离上海。车厢里还有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乘客，他将依靠刘鼎的帮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红军。

西安张学良郑重地对刘鼎讲了一句：“我们很喜欢跟你做朋友”

“张学良带走了很多秘密，我们的老父亲也是。”作为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对张学良深入进行联共的思想工作，是刘鼎此生功劳之一。毛泽东也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但在唐雷记忆中，因工作涉密，刘鼎本人甚少提及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即使子女询问也所言不深，只是反复提一句：站在“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

1936年3月21日，西安金家巷张公馆，34岁的刘鼎与张学良初次见面。

根据刘鼎生前关于西安工作的回忆录，张学良当时以相当严厉的口吻直截了当抛出三个问题：“一，你们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二，中东路事件，你们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可是你们知不知道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三，红军流徙到了陕北，闹得人心不安，而陕北在东北军的防区内，东北军不能不管，红军却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你们知道吗？”

一连串尖锐发问火力十足，令刘鼎略感意外。为慎重起见，他提出回去考虑一晚再回复。次日见面，刘鼎逐条给出答复，逻辑清晰，有理有据。他对张学良说，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关头，东北军最好的出路莫过于联共抗日，可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圈套，且能洗去“不抵抗”的恶名。

刘鼎一番见解顾全大局、独到深刻，令张学良心悦诚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张学良如遇知己，迅速对这位中共代表建立起信任。他随后带刘鼎飞往洛川小住十来天，视他为座上宾，以礼相待，日日长谈。大到国家社稷，小至家庭私事，无话不说。

刘鼎在《西安工作札记》中记载了一段色调明快的回忆，某天他在张公馆刚落脚，便被连连催去西楼见副司令。踏入院内，原来是张学良要向赵四小姐介绍刘鼎。“赵四小姐如识奇人，微笑着一直盯着我。我不便于伸手，只好稍退一步，点一下头，表示敬意。”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邀请刘鼎一道参观西安的汉墙古迹，“张、赵两人都健步跋涉，有时还照顾我登攀坡坎，不显娇贵，犹如青年下乡旅游一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返回公馆时已是黄昏，完成了一次有趣的郊游，我们都觉得很高兴。”刘鼎深得张、赵二人欣赏，几天后又受邀在西楼二楼共进早餐。三人围坐着一张小圆桌，桌上摆着咖啡、吐司和煎鸡蛋，张学良郑重地对刘鼎讲了一句：“我们很喜欢跟你做朋友。”

刘文石告诉笔者，张学良喜欢开飞机。某次出行，起飞降落由美国驾驶员巴尔负责，空中飞行时段则由张驾驶，还提出让刘鼎也一起开。这个提议难不倒在苏联学习过驾驶的刘鼎，张、刘二人在天上你开一段我开一段，还去黄河上兜个圈，玩得很是过瘾。

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期间，刘鼎和党组织取得联系。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进行彻夜秘密会谈，商讨联合抗日，刘鼎一同参与。会谈后，刘鼎随周恩来赴瓦窑堡，途中送上史沫特莱为红军准备的一大瓶乙醚。周恩来先很惊讶，批评道：“你带着乙醚上张副司令的飞机，多不安全啊。”但随即又表扬刘鼎，这瓶麻药对红军来说太重要了。

同年10月，由刘鼎帮助进苏区的记者斯诺遭遇一桩意外。红区采访结束之际，斯诺走下卡车，发现装有一百多天所有采访记录和照片的手提袋不见了，心急如焚。刘鼎一听立即原路折回，彻夜寻找。“没想到真给他找着了！”刘文山指出，当时战事紧张，想回去找个东西很不容易。“那些士兵又不认识刘鼎，万一给你一枪也是有可能的。”

唐雷则认为，帮斯诺找回那包采访资料意义重大：“联共是秘密进行的，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监视，同时东北军内部也分两派。万一这包资料被人发现，张学良就完了。”唐雷对笔者说，帮斯诺成功找回采访资料，保守了联共秘密，保证了张学良人身安全，以及确保斯诺能把苏区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世。

与斯诺关系紧密，可刘鼎一再嘱咐他，关于陕北苏区的采访写谁都行，绝不要介绍他。斯诺遵守承诺。因此，《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默默隐去了这位幕后英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清晨，刘鼎从西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送往中共中央，通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决定。

12月25日，张学良登上送蒋回南京的飞机，一对挚友交情就此终结。刘文山说，据老战友回忆，父亲晚年希望有生之年能和张学良再见一面，可惜终未如愿。

太行山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

1937年，刘鼎回到延安。1940年5月，在朱德和彭德怀的提议下，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

刘文山回忆，1980年，任三机部顾问的老父亲提出要抢救太行山军工史料，自己每日下班回来都不顾疲惫，辛勤撰写至深夜。

刘鼎在文章中如是写：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中有一段歌词：“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反映了抗战初期游击战的一些情况。当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吃，没有穿，人民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

自己动手造兵器，刘鼎认为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

刘鼎调任军工部之前，太行山区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拥有4个步枪制造所和3个厂，但生产的武器弹药跟不上战争的急需。刘鼎被委以发展军工、自主制造武器的重任。他心态谦逊，和同志们一起刻苦钻研，昼夜奋战。

1940年8月1日，太行军工成功制造出第一枝自主设计的新步枪，彭德怀命名为“八一式步马枪”。该枪吸取捷克式、三八式、无名式以及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长度比一般步枪略短，比马枪稍长。八一式步马枪的刺刀紧连枪筒口部，平时折在枪杆上不会丢掉，肉搏时能迅速脱钩弹出展开。

“造一枝新步枪不是最关键的，父亲他们实现了步枪制式化生产。”对兵工兴趣浓厚的唐雷告诉笔者，刘鼎他们将图纸、生产工艺分发到各造枪厂，统一生产八一式步马枪，实现工业化生产。

1941年4月，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掷弹筒与炮弹试制成功，射程最远达700米，实现了彭德怀提出的“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并投入生产。这令日军大为震惊，以为“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太行军工研制武器的背后，凝结着无数艰辛和牺牲。唐雷特别提到，1941年，第一批50小炮试制成功，刘鼎想亲自来试射。炮手魏振祥拦住他：“你是我们的头，不要做这样的事，让我来。”魏振祥怕刘鼎出危险，硬把他往后推，自己来试射。没料到这第一回试射就发生了膛炸，魏振祥的右臂当场炸断。

“遇到很多困难，可父亲心里有一个愿为之付出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唐雷说。

据刘鼎文稿，太行军工在抗战期间修枪数万支，造枪9758支，产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弹19.8万余发、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8万发；指导和协助地方生产地雷、手榴弹1000万枚以上。同时，建立设备齐全的军工厂，培养了大量技术精湛的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解放后，刘鼎继续致力于国防兵工事业。

聊着父亲的老军工旧事，刘文山忽然俯身，从茶几底下微微吃力地拖出一只黑色铁盒，侧面刷有“企业部”三个白色大字。他说这位“大家伙”是解放后配给父亲的，忠诚守候其办公桌很多年。八层层高一寸的抽屉，刘文山一一拉开，小心取出各式各样父亲从工厂拿来的物件：卡尺、锉刀、小刷子、硬质合金、委员报到证、塞满小口径子弹壳的火柴盒……“一个工厂有了新产品，他就拿样品回来推广。”

抽屉里还翻出一张小纸条，上书“这是刘鼎制造子弹用的弹壳等物”--“文革”时造反派诬陷刘鼎为“大特务”时所写。“文革”深陷囹圄七年之久，刘鼎初心不改，出狱时带出20万字兵器技术总结和新技术应用建议的手稿，一如既往为国家工业效力。

“他这人一辈子就在干这个。”向笔者逐层展示完，刘文山没有立即合上抽屉，而是蹲在地上低头不语，又仔仔细细握了握那些零碎小物，好像想用掌心暖一暖父亲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