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核心”是一剂中式药方

若干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2012年以来中国政治的时候，一定会发现过去的2016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依法治国以合乎中国政治的逻辑进行，尤其是司法改革呈现出不少亮点，强化了对人权的保护，但雷洋案显示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反腐行动在继续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从运动式反腐逐渐转向制度反腐，开始了监察委员会的试点；党建获得突破性进展，竖立了新的政治规矩；军改有条不紊地进行，逐渐成型，提升了军队现代化程度；人民币正式加入了SDR，扶贫工作被提到罕见的高度，但经济转型仍充满挑战；意识形态领域依然面临极左和“宁左勿右”的风险，文宣系统还难以跟上时代的节奏；外交继续保持积极有为态势，中国日益在全球治理和地区问题中扮演主动角色……所有这一切，既是在过去几年基础上进行，又反过来影响着未来。

在这一切中，以“习近平核心”影响最大、最受瞩目。从这一年初“习核心”被热议到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确立，“习核心”贯穿整个2016年，更将深远的影响未来几年甚至数十年的中国，读懂了“习核心”，也就读懂了今天的中国。

因为这既是对2012年以来中共政治演进轨迹的总结，还昭示着中国政治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么，“核心”究竟是什么？它与世人熟知的皇帝、总统有着怎样的区别？为什么需要“核心”？它又会对中国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

核心不是皇帝也不是总统

自从2016年10月下旬“习核心”正式确立后，西方舆论在解读时，容易将其与强人政治乃至专制皇帝联系在一起。比如，英国《金融时报》当时刊发社评《中国回归强人统治 西方该如何应对？》，指出“习核心”“令人回想起‘普天之下’由永远正确的皇帝统治的时期”。而在更早之前，《经济学人》曾用身披龙袍的中国传统皇帝隐喻作封面故事，来比拟习近平在当前中国的政治地位和角色。

然而，熟知中国历史和中共政治体制的人会发现，这样的类比过于简单。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皇权专制体制，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臣逻辑上，皇帝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百官顺从命令。在这样“朕即国家”的政治体制里，皇帝自命为神的化身，称为“天子”，其他人只能依附于皇帝而生存，皇帝和臣民构成了梯级森严的主仆关系，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核心”。

而且在近代民主共和思潮的洗礼下，孙中山发起的辛亥革命将皇权体制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等中共成立后，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国情极其复杂、有着数千年大一统传统的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结合中国复杂国情的需要和民主共和的时代浪潮，从列宁的第三国际借鉴了一套政治体制。

这套体制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的高效运行，依赖于有一个能解决问题与挑战的领导力量来统领——既能领导，又不专制、霸道。这个有效领导力量，便是“核心”。这说明“核心”非但不是皇帝，反而是在近代反皇权专制的历史过程中产生。

西方舆论之所以不能理解这些，主要是因为“核心”不是一种职位，也不同于西方宪政体制下，透过民选票决成为总统或首相的领导人。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习惯的思维是，总统、总理或首相，通过选举的民主机制，在履行必要程序后成为国家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者，他们的权力受到制度设计中议会和司法部门的制约。

而“核心”则不同，它既不是通过类似于西方宪政体制的程序产生，也不是因为你出任了中共总书记或中国国家主席就自动成为“核心”，而是你必须还要经历时代挑战和能力考验，并取得人民普遍认可的功绩。换言之，“核心”是对某个优秀政治家的称谓，其理论暗喻是被称为“核心”的某个政治家，他的社会认受性远超过他的职位所赋予的内涵，他的领导作用也超越了这种职位所能够传播的意义。

概而言之，“核心”在中共政治逻辑下至少有三方面的政治意义：首先，它从政治概念上去除了帝王角色，为民主体制提供了前提；其次，它既强调集体领导，更强调集中统一，也拒绝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第三，它代表了集体中的领导力和推动力，保证了集体的团结和向心力。所以“核心”不是几何上的“中心”，也不是英语里的“Core”，它是一个具有施动能力的政治学概念，有着中国政治文化传承。

为什么需要“核心”？

2016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重要助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文《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系统论述了“核心”的意义。

栗战书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为什么中共需要“核心”。在理论论述层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仅革命权威、政治权威具有重要作用，个人权威、领袖权威同样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他们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归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在经验教训层面，栗战书认为正是由于“有以列宁为领袖”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干成了十月革命”，反之在90年代初苏联“党中央权威没有了”，就难逃倒塌命运。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中共的发展历程。众所周知，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中共领导层几经更换，始终缺乏一个“核心”，用栗战书的话来说是“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直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逐渐成为“核心”，中共才开始摆脱困境，柳暗花明。

文革结束后，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核心”，陷入空前困境的中共，才能走出困境，果断实行改革开放，而且如邓小平所言，“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习近平身上。在他接任之前，中共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不亚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党内“核心”虚化，中共陷入到“九龙治水”的乱象中，“非政治组织活动”若隐若现，政治危机空前严重，官僚体系千疮百孔，腐败肆虐让整个党心军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都已溃不成军，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

国家层面，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日益变得不可忍受，整个国家进入了矛盾凸显期，群体性事件高频率发生，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开支，“中国崩溃论”流行一时。

国际层面，一方面中国崛起正挑战维持接近两百年的世界利益结构和政治秩序，不仅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南海诸国的矛盾凸显，而且中美两大国冲突日益激烈。另一方面，恐怖主义蔓延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激烈，中东问题、朝核问题突出，全球经济更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面临从未经历过的结构性困境。

为此，习近平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反腐、党建、司法改革、军改、经济、意识形态和外交等领域均展现有所作为的态势，并在2016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成绩。因此如同中共官方所形容的，习近平经历“伟大斗争”的考验，成为了“核心”。

“核心”是一种药方

通过上文的分析，“核心”其实是中国政治的一种药方。这个药方需要从三个时间段来理解。一个时间段是毛时代。当时中国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是民主共和的时代浪潮，另一方面是数千年的专制传统和异常严峻的内忧外患。这种时代特质，既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上皇权专制的不归路，又决定了中国社会变革难度之大，远甚于近代西方国家，因此难以走上民选票决的道路。而“核心”正是因为适应当时的历史现实，中国才终结了1840年以来的内忧外患命运。

第二个时间段是邓小平时代。当时中国经过十年文革的灾难，陷入了空前危急的困境，接近崩溃的边缘，共产党政权则面临建政以来的最大执政危机，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但与此同时，整个国家从体制到官僚文化，都有着难以克服极左或专制基因。因为这个原因，当时邓小平既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又为了规避可能造成的国家动荡风险，提出了“核心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成功。

第三个时间段是习近平时代。一方面习近平面临的挑战不亚于毛邓当年，中国自身在各个领域正面临关键转变，人民诉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细致、多元和不可忽视。为此，习近平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国情错综复杂，治理难度极大，且有着一党执政的最大政治现实。

正是在此情况下，习近平再次为中国政治开出了“核心”的中药药方。现在这个药方已经帮助中共整合了力量和人心。尽管最终效果还有待历史验证，但“习核心”已成为事实，并正在深刻影响中国方方面面，开启一个新的历史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