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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刘荣：2016年是意识的拐点而非票房
刚刚过去的2016年，对整个电影市场来说可谓跌宕起伏，连续几年爆发式的票房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交出了中国电影的年终“成绩单”，年度总票房距离年初的600亿的期望值遥不可及。而与此同时，中国银幕总数已达41,179块，成为世界上电影银幕最多的国家。
一缓一升背后，有着怎样的供需结构变化？放在整个电影产业的历史脉络下，2016年又是否真的具有外界所谓的“拐点”意义？大地传播集团总经理及大地影院董事长刘荣日前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观测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2016年，要看到2015年甚至更早发生了什么，2017及未来可能发生什么。至于“拐点”，2016年应该算是“意识”的拐点，而非单纯的票房。这里的“意识”，既有需求方，也有供给方。
观众热情没有变
多维：对于2016年的这份成绩单，有人认为这是神话的破灭，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电影该有的新常态，您如何看待？
刘荣：我觉得整个产业肯定是内容为王，今年片子不行，一年都比较差。不像去年，有一些片子大家会觉得确实很好。今年最近的《情圣》据说还不错，但之前好多电影带给人的失望，使得观众的热情暂时消退了。除非有一些特别强的片子给观众打一针强心剂，已经消退的热情才会回来。但观众对电影的热情是没有变的。
大地是从2005年开始做电影院，2004年进入这个行业时整个行业也就10亿票房，在国民经济中简直不值一提。但今天票房已经达到了几百个亿，还带动了一些周边产业，总产值甚至超过千亿。行业里也产生了千亿市值的公司，证明这个产业已经发展到了可以称之为产业的程度。
从大地自己来说，一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让人人都看得到电影，是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意味着行业处在粗放式发展阶段，包括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随着整个产业的发展，人们发现“我已经吃饱了”，现在要“吃”的更多更好。人人都看得到电影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观影品质和内容品质以及内容的丰富程度等也要与时俱进。 2011年的《阿凡达》带动了整个电影放映行业的数字化，同时也标志着工业化生产电影的时代完全到来。
多维：您所说的电影工业化，具体标准是什么？
刘荣：比如好莱坞，电影不是手工作坊，不是偶然的项目制的产物，而是像流水线生产一样的模式，对产品的质量是可以有预期的，出来的东西不会走样，就像福特可以大批量生产汽车一样。但刚才说的《阿凡达》带来的电影工业化，是指电影可以用高科技做出来的成分大比例增加，而不是像以前都是拿摄像机拍出来的。
大概从两年前开始，大地开始考虑进入内容产业，也请了一些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诸如内部评估机制等这些流程化的东西。但后来发现，真正落实到项目中去时，其中一些东西真的不具备可操作性。有一些电影是可以通过工业化、标准化流程生产出来，它们就是工业化产品，而另外一些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属性更强的作品是流程之外的结果，并不全部能够在整个模式化生产里出来。
多维：而且即便通过工业化、标准化的流程生产，票房还是飘忽不定的。，。
刘荣：“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大家经历过2016年的这一轮烂片，很多片子都赔了，人们会冷静，会反思，推动大家去认认真真的做一些事。2016发生了《叶问3》这样的票房造假事件，也给整个行业浇了冷水，浇在了该浇的地方。
当然也出了一些口碑不错的片子，但是由于大势，就像股票“买涨不买跌”，但跌的时候肯定还是有一些股票是好的，只是受大势的影响，整体的表现都不好，其实也有一个市场信心的问题。包括《长城》，如果不是2016年上映而是在2015年，或者放到2017年，可能也不是这个状态。所以我经常说，电影是有“命”的，当然可能任何一个产品都有“命”，说起来好像有点不可知论。但电影是跟社会大众心理密切相关的，一部电影的好或不好，基本面在，票房好或不好，是有偶然性的。
多维：比如去年的《大圣归来》，前期票房并不好，但由于人们的口碑渲染等因素，后期的票房变得很好。
刘荣：《大圣归来》片子本身很好。比如周星驰的《美人鱼》，舆论营造出“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这是设计出来的。但有时候不是设计出来的，真的是赶巧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影响到了大众的心理。比如《百鸟朝凤》，如果没有导演吴天明去世，加上出品人方励因为排片量下跪的风波，也就默默无闻，会变成又一部不成功的文艺作品。
与好莱坞的差距
多维：参演《星球大战》外传同时也是中国炙手可热导演的姜文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达了对好莱坞的某种不屑，把美国的电影的成功归功于美国价值观的输出，以及国力的强盛。您怎么看当下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中国为什么生产不出像好莱坞那样的系列电影？
刘荣：我觉得姜文说得很对，哪天中国的航母数量超过美国，中国的电影自然就输出了，这牵扯到一个国家在整个世界环境下话语权的问题。不过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很快，人口基数大，中国人又喜欢往外走，很可能中国的航母还没有超过美国，中国的文化就已走出去。
要说差距，中国跟好莱坞现在肯定有差距，中国哪个行业跟美国没差距？但反过来看，中国赶上的速度是惊人的。就院线层面而言，管理水平肯定有差距。但从经营方式和经营思维的角度，中国将来会更灵活。比如中国运用互联网，将影院往类似一个大媒体的角度转变，包括与广告的结合，可能比美国强。
就像中国人制造的手机在全世界市场保有量最高，是同一个道理。美国的电影产业已经处在一个停滞的阶段，中国还在奋力向上。不过目前来看，中国电影的整个产业链对市场潜力的挖掘还远远不够。
很多人会说，中国电影会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比如审查、尺度缩紧等。事实上，美国也有审查和很多潜规则，以及约定俗成的所谓政治正确，只不过和中国的不太一样。说到底，如果什么都怪到体制，只是为自己的智慧不够或者不够努力找借口。
多维：刚才我们谈到2016年中国整体的电影质量不如往年，您觉得原因有哪些？2017年行情能回来吗？
刘荣：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想挣快钱，今天中国整个社会的情绪是这样，但这个阶段也正在过去。作为制片人、导演，可能在一个阶段会有挣钱的想法，但还是会更看重作品本身，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纯粹冲着钱来的。至于行情的回归，2017年可能不行，作品从创意到露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多维：放在整个产业发展的长河中，中国电影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 “拐点”？比如从借力需求侧的增长，到供给侧的提升。
刘荣：从需求方面来说，数量上的需求还会持续增加，还没有到顶，比如人均观影次数，远远还没有到，质量上的需求更不用说。
过去的2016年就是在长期的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其实每一天每一年也都是过程。是不是“拐点”，我认为至少是一个意识的拐点，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票房收入的拐点。而且2017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将进行第二轮谈判，结果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多维：您提到的《备忘录》，最近中美都有一些声音与信号的释放，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透露进口片份额会进一步放开，电影人要做好思想准备，美国媒体也用“全面开放”来形容这次重新谈判可能达成的结果。您觉得这会形成某种层面的实质突破，还是仅仅停留在数字的变化上？
刘荣：发行可能会突破，现在还是一家进口、两家发行。此外，片子数量也会突破。其实进口片的引进方面，也是被很多人诟病的。因为凡是引进的美国大片，大部分都是商业片，基本都是谈不上艺术性的类型。就因为票房高，迎合了当下中国的消费需求。如果我们可以改革进口影片的制度，比如有分线的话，诸如《聚焦》这样的好片就可能进入中国市场。包括法国、德国，美国都会有一些很好的片子，但在今天的进口制度、分账制度下，没票房的片子根本进不来。今天，一方面为了票房去进口那些商业片，一方面市场空间与观众的需求都喂不饱，可以说顾此失彼。所以，我们在引进影片上应该更开放一点，我认为这并不会太影响国产片的成长，反而会带动。
电影分级阻碍重重
多维：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016年11月表决通过《电影产业促进法》。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部法律的最终出台，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未包含分级制的内容，引发很多遗憾与不满的声音。在您看来，中国电影今天需不需要一个分级制度？我们需要的是电影分级还是院线分级？
刘荣：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有分级固然好，但以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来看，很难。至于影院的分级，有什么意义呢？比如从9个厅里拿出1个厅出来放映某一类型的电影，或者是形成自己的品牌之后，联合其他院线，拿出一个影厅统一放映某一部影片，这样“机制”不就自然形成了吗？
多维：这个今天在做吗？
刘荣：在做。有个联盟叫后窗，它就是所谓文艺片院线。也有人呼吁做中国文艺片院线联盟，好像也做了。如果有足够的内容支撑，有观众买单，它会形成自己的品牌和活力，。
此外，想要形成非常严格的分级制度，只放映文艺片，取决的因素很多。首先是内容的丰富程度够不够，总不能一年就放一部片子。其次，不是只要被称做文艺片都可以拿过来放，也有质量好坏的问题。以今天各个类型片的丰富程度来看，还不够支撑专属的文艺片院线。
多维：随着文艺院线联盟的成立，加上像《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叫好叫座的纪录片、文艺片的涌现，您觉得政策导向会给行业带来哪些变化？
刘荣：目前我还没看到什么非常有力的政策导向。文艺电影院线联盟可能也只是拿着政府的批文，有什么实际政策吗？比如放一场文艺电影国家给100块的补助，这才算是实际的政策支持，但是现在都没有。今年文艺片之所以好一点，我认为还是需求，是有那么一批愿意到影院去看文艺片的人形成了消费群体。人们对电影需求的量和质都在变化，其实就是消费升级。而电影作为产业虽然在经济循环里，但它从根本上还是基于人的精神活动。
多维：刚才说到消费需求，我们知道大地一直走的是立足三四线城市的发展模式，那么这几年，大地影院观众的观影需求有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刘荣：有非常明确的变化。首先是进口片，好莱坞在中国多地都有办事处，参与宣发，前些年对大地的态度是比较傲慢的，甚至连海报都不给，因为认为我们的院线吸收不了他们的片子。但现在不同了，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以前可能只熟悉宁浩、黄渤，但是现在他们慢慢开始接受《星球大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小镇青年的需求在提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互联网对这些内容的普及，其实对中国电影来说，这个发展节奏是对的，在小镇青年接触到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时候，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欣赏能力，他们会觉得这些片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反而就会去对国产片寄予希望，就像动漫产业，国家对本土的动漫是有切实的保护的，所以有那么一批国漫的拥趸，也慢慢就形成了气候，是可以和日漫、美漫、韩漫较一较劲的。
多维：2016年来看，很多大导演的作品并没有达到预期，比如张艺谋和李安，但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都得到好评，比如万玛才旦，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刘荣：我们肯定是非常期待新的导演，老导演已经把他们的品牌消费得差不多了，需要有更多年轻人才加入进来。说到人才，其实在本土和国外学习电影的人才都在陆续回来，但这个行业，年轻人是需要很长时间去磨练的。不过由于挣快钱的习惯和政策对新人支持的乏力，现在一切都还在路上。
谁是最后赢家？
多维：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人才问题，2017年中国电影发展会面临哪些层面的挑战？大地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刘荣：大地的挑战和整个电影产业的挑战可以分开来看。大地的挑战在于它还没有真正进入内容行业，大地的核心业务其实还是电影院，但这两三年是一个窗口期，如何在这两三年利用我们的影院和院线的杠杆真正去撬动内容产业，这是大地的挑战。如果3年以后，人们还认为大地是一个院线公司的话，那么我们就彻底失败了。
但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挑战我认为是政策的支持，对整个文化产业的支持，这里面就包括刚才说的人才。再有就是发展速度，我们自己的发展速度，能否赶得上外来内容的侵占。加之现在互联网的发展无法抵挡，不是说每年限制、减少或开放进口，就能改变整个的行业生态。还是要靠中国电影自己的发展，外来力量不可能变弱，唯一的方法是自己变强。
多维：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电影近10年的发展是好莱坞给的，但每年我们能看到的好莱坞大片就那么几部，接下来就要看中国电影人的努力了。
刘荣：我不觉得是好莱坞片打开的中国市场，它们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吧，就像刚才说的小镇青年，能让他们一开始走进电影院的，就是中国电影，而不是好莱坞电影。现在说汉语的人口基数多大，中国对娱乐消费的需求也非常大。而且随着商业地产和电商的发展变化，在整个体验式的消费里面，电影院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大地正在尝试一个新的品牌叫“悦影会”，尝试把一些通道都打开，这也在根据整个经济形态和人的消费需求的变化做出的战略调整。
我很认同问题的后半句，就是说我们必须变强。虽然国外也在变强，但是在发展速度上，中国在未来会更强劲，也无所谓谁战胜谁，唯一存在的就是选择，货架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商品，顾客去选什么是他们的自由。谁更有实力占领人们娱乐的时间，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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