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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界限消退 “少数派”迎仕途春天

在中共官僚体系中,以往,少数民族官员通常在本地晋升,少数高官会在仕途尾声入京,进入国家民族委员会任职,或在中国政协、人大中谋得一席之地,但鲜有调任异地其他省份任职的情况。

这一局面在中共十九大前的人事布局出现了变化,民族界限出现明显的消退迹象。少数民族高层已经不再局限于在本民族聚居区,而是开始真正意义上走向“五湖四海”。

2017年4月,湖北官方公布,来自新疆的尔肯江?吐拉洪调任湖北,出任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这是少数民族官员到中国内地任职的最新一例,这样的安排十分鲜见。

尔肯江·吐拉洪有在共青团系统长年供职的经历(图源:VCG)

尔肯江·吐拉洪(1964年出生)是共青团系统中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自毕业后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了20多年。2008年,44岁的他转岗回到新疆。经过新疆多个岗位任职历练后,尔肯江·吐拉洪调任湖北。

如果说,尔肯江?吐拉洪并非典型的本地晋升的少数民族官员,那么由内蒙古调入转战湖南的乌兰是另一范例。

2016年10月,内蒙古宣传部长乌兰调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是少数民族官员转战中国内地省份的典型。乌兰是一名蒙古族女性官员,中央候补委员。调任湖南,是乌兰首次离开内蒙古任职。

更早的2015年初,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调任国家能源局局长一职,打破了外界的认知。少数民族官员进入到中国政府宏观经济部门担任负责人,在此前从未出现。

与努尔?白克力类似的还有,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库热西·买合苏提。库热西·买合苏提此前一直在新疆任职,最高官至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在中国庞大的官员体系中,少数民族官员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少数派”: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民族高官的绝对数量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少数民族官员“封侯拜相”者甚少。

中共建政至今,只有贺龙(白族)、乌兰夫(蒙古族)、韦国清(壮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和回良玉(回族)5名少数民族出身的官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过少数民族官员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

他们通常在本民族自治区或聚居区任职、晋升,鲜少有到其他省份任职的情况。

按照中共政治传统,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5个省级自治区的政府首长,都安排由少数民族来担任。通常,这是少数民族官员仕途的顶峰,少数会由此进入中央,担任一些荣誉性职务,比如到中国的人大或者政协任职。

而这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近两年,一些少数民族官员被密集选调到中国内地省份,或者东部经济大省任职,仕途迎来崭新局面。上文提到的尔肯江·吐拉洪、乌兰都是其中典型,浙江组织部长廖国勋(土家族)也是如此。

此外,在一些有较多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也有不少少数民族官员进入地方“领导班子”,较为知名有的云南宣传部长赵金(彝族)、四川副省长曲木史哈(彝族)、贵州副书记谌贻琴(白族)等人。

不难判断,未来这些年轻的少数民族官员,必将成为中共地方政坛的重要力量。他们之中不乏会有人走上更高层级。

而更高层级的少数民族高官代表性人物,除上文提到的努尔?白克力外,还有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蒙古族)、辽宁省长陈求发(苗族),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秘书长杨晶(蒙古族)等。外间有说法称,巴音朝鲁、杨晶均有可能在中共十九大更进一步。

努尔?白克力入主能源局,是少数民族官员首度担任政府宏观经济部门负责人(图源:Reuters/VCG)

不难看到,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执政中国之后,少数民族官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少数民族官员的升迁上也创造了多项“第一”。为此有分析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任用上的打破惯例,映射出中共在用人策略上转变。

2014年4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新疆调研时曾强调,“要坚持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坚持把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行动坚决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这一讲话,预示着未来少数民族官员在中共执政团队里的数量和分量可能都将继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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