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争议中被过度神化的反对派黄万里

北京时间4月24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从北京直飞湖北宜昌，考察长江三峡大坝。自三峡大坝建成以来，对它的争议丝毫未减。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人，最坚决的当属中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有不少文章指其对三峡大坝的预言均已实现。曾被中共边缘化的黄万里在网络中已经被封神。

1958年，习仲勋（左一）陪同周恩来（右一）到河南视察，在飞机上研究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情况（图源：VCG）

黄万里声誉鹊起，源自20世纪50年代反对三门峡水坝的兴建。作为留美归来的水利科学家，媒体赞誉其一不迷信苏联专家的权威，二不忌讳当时特殊的政治风气，坚持自己的科学看法，反对兴建三门峡大坝。

不少文章均指出，黄万里的谏言是正确的，不过从事水利工程的张博庭在个人博客中发表文章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张博庭在文章《科学不信神》中称，黄万里和很多专家一样都预见到了三门峡的泥沙淤积后果，但是从专业技术角度分析，其根本就不能建任何水坝的意见，就不如建设三门峡低坝和更改坝址的意见更为科学。实事求是地说，从三门峡建成后到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出现之前它对黄河下游防洪作用的重大贡献来看，即使错建以后再进行改造的三门峡，恐怕也还是要比根本就不建任何水坝还是有利得多。实际上，三门峡的失误在于坝址的选择和水库运行方式，绝不是不应该修建水坝。不仅是在当年，就是在今天，黄河上不建水坝的意见也是完全错误的。

而且，黄万里是三门峡的反对者之一，但绝不是其自称的唯一反对者。《中国水利》杂志编辑部对1957年6月10日至24日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做了详尽记录。记录中可查阅到，70名专家学者中，起码有温善章、黄万里、叶永毅、梅昌华、方宗岱、张寿荫、王潜光、王屯、杨洪润、须恺、李蕴之等十多人，即70人中超过五分之一，明确表示了不同意360米高坝方案。对黄万里关于“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 张寿荫的“回水离开西安40公里至50公里，淤积也可能在西安附近发生”，以及梅昌华关于移民等问题的警告等发言都有记录。

张博庭在文章中指出，曾经参加当时有关三门峡问题讨论会的水利专家称，黄万里的不同意建坝意见和很多人的反对意见的发言几乎一样，并没有引起大家的任何注意。不仅当时担任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说不知道当时还有个黄万里也反对三门峡，而且还有很多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对黄万里的反对意见的发言，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在这之后，黄万里被打成右派，长期受到迫害，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开始科学教研事业。1980年代，中共高层筹建三峡工程，黄万里因其反对大坝的学术观点被排除在论证组之外。但是从建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李锐自毛泽东时代就力陈三峡大坝不可修建（图源：VCG）

黄万里对建三峡大坝的担心主要有三点：一是长江上游推移质（卵石）非常多，会淤积在库尾，淤废重庆港，造成重庆水患；二是投资大、淹没移民过大，收不回来，电用不掉；三是长江中下游防洪可以通过放淤、扬州开新江口等方法来解决。

在这些科学争论之外，黄万里曾在1992年11月至1993年6月三次致信江泽民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并预言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这些略显危言耸听的话极具传播效果，黄万里因此被塑造为最坚决的反对者，不少文章歌颂他是实事求是、不畏权威、忧国忧民的中国脊梁。

事实上，中共关于三峡大坝的论证持续了40年。上世纪80年代，工程学界对三峡的论证可参见《长江三峡工程争鸣集专论》。另有水利专家称，当初人大论证三峡工程的时候，不少颇有“威望”的代表委员提了不少奇异的理由反对修建三峡大坝，比如三峡大坝会加重四川洪灾、不修三峡而采用“空中调水”的方法也能对长江洪水起到防洪作用等。这些说法在当时都是有各路专家认真地做了学术分析和反驳。

在反对派中，李锐作为中共的高级干部，有着比黄万里强大得多的力量和优势。在1950年代末，李锐就曾在毛泽东面前与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针锋相对，力陈三峡大坝不可修建。在80年代的争论中，李锐敢于公开点名批评水利部长钱正英，说她“主持水利部和水电部工作几十年，其错误的思想作风从未得到清算”。他说：“修三峡工程，有许多地方是不科学的。”他的看法跟政协常委们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多年来三峡工程论证本身，并没有真正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如参加论证的人选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顺我者迎，逆我者拒。”

据李锐自述称，“198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排除艰难，出版了我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约20篇文章，15万字。1996年，我将文章增加到近40篇文章，连同附录，共45万字，大陆却没有出版社敢接，只能拿到香港出版了。我关于三峡问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1996年4月写的，那是三峡开工后一年，给中央的上书，希望三峡还是停下来，停有先例，丹江口停过工，葛洲坝也停过工。我说，现在还没有做多少工作，还来得及再研究。写好后先寄给朱镕基：你看一看，若同意的话，请转送给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朱镕基给我回了电话，说：给江泽民看了，总书记要你照顾大局，以后不要再提反对的意见了。此后，我没有为三峡的事情再写过文章和上书，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反对三峡的人提出的减少危害、尽量补救的方案，我都帮助递给中央。”

可以说，由于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积淀，以及三门峡前车之鉴，相对而言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上是有了很大进步的。三峡工程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院士曾说过：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一些反对意见让三峡的论证更科学，施工更完善。不过他也坦言，“讨论不够充分”，“论证到了后来气氛有些不正常，变成了坚决对立的两派，说不到一块”。

作为超级工程，三峡大坝直接影响了极大范围的人民生活，时间跨越几代人，其争议热点高于其他水利工程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如张博庭所说，不迷信权威、敢于追求真理，是黄万里最优秀的品质，在三峡大坝的争议中应该坚持这些精神，而不是把黄万里过度神化，将其当成一面反专制、反三峡、反水坝的旗帜来挥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