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越来越像毛泽东 许多人忧心

可能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个直觉：世界真的变了！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面对着清王朝喊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样的变局中，包含着空间维度之变，即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从东亚之隅的天圆地方过渡到全球范围；时间维度之变，即历史视野从华夏中心过渡到整个人类文明；文明方式之变，即西方汹涌而入的坚船利炮不仅在器物上更在文化价值追求上冲击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制度模式之变，即以自由和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所构建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皇权专制社会的冲击。

经历过不堪回首的丧权辱国、满目疮痍、跌宕起伏，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确实在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空间、时间、文明方式、制度层面进入另一个变局周期，也即百年来未有之变局。

刚刚结束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也开诚布公地提到了这一点——“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面对这样的大变局，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至于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对外方针政策。

历史与现实、现象与本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认识论与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这些不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吗？不得不说，在习近平的身上，看到越来越多毛泽东的影子。

首先，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人有着同样的气质、视野、气魄与气势，潜意识里都勾画着未来中国的图景。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完成解放独立之后指引国家命运，毛泽东行事做派的松融感，以及泰然自若、自成一格，令接触过的人都惊叹不已，这正是他独特的气质所在。而毛泽东的视野、气魄与气势，则具体而微地通过他在关键时刻的作为表现出来，所以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所以才“敢叫日月换新天”，何况“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这样的视野与气势，也在习近平身上有直接的体现。

其次，两人都是辩证的，同时都强调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毛泽东从来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线性的发展，所以很少谈“过程”，而只谈“关系”。《论十大关系》、《矛盾论》，无一不贯穿着这种辩证思考。因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所以，“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与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而且，毛泽东也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不仅成就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更切实地指导着中国的革命事业与重大时刻的社会转型。 同样的对立统一辩证哲学，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执着，也影响着习近平的治国理念。

如果说以上两方面的理据还停留在意向、抽象层面，那么毛习两人治国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偶合，则更为具体、可观。

在认识论上，集中体现在毛习对于党建、世界大势的判断上。毛泽东思想包含的党建理论，坚持党的领导，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然是习时代党建的指南，而且习近平又对之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而毛泽东在冷战背景下得出的“三分世界”理论，是对当时国际环境的透彻认知，亦在习近平身上，在中国正快速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有着全面体现。

在方法论上，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两人都善于以小见大。“解剖麻雀”，是毛泽东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是如此。”在毛泽东看来 ，研究细小的事情有利于解决重大问题。与此类似的，习近平则在上台不久后便提出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方法论。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饪美味的小菜一样，该语出自老子《道德经》。

可能很多人可能会犹疑：越来越像毛泽东的习近平，会否在晚年也如毛一样，犯下颠覆性错误，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功成不必在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也许读懂了这两句话，才能更好地读懂习近平，理解他所意欲打造的现代化中国，以及更为久远的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