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傍上乔布斯成台湾首富 今身家缩水81亿

蝴蝶偶尔扇动翅膀，可能在大洋彼岸掀起一场飓风。用这句话来描述苹果与代工厂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再恰当不过。

1月11日，京东平台得到苹果官方通知和授权，从当天零点开始将iPhone 8和iPhone 8 Plus的售价下调至3999元和4799元，与官网分别相差1100元和1200元。苏宁易购也同步降价，其中iPhoneXR的128GB版本降幅最大，到手价5799元，比苹果官网报价低了1200元。苹果在京5家直营店也加大了iPhone以旧换新的优惠力度，相当于变相降价。

对苹果背后的代工厂而言，这不是个好消息。

自从2018年后半年苹果宣布砍单，富士康每天减少生产10万台iPhone，产量大幅下降，2018年11月被曝出将裁员34万人。2018年11月13日，富士康发布了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净利润为248.8亿台币，同比增长18.3%，不及分析师预期。

据台湾元大证券顾问公司分析，苹果每年售出的 iPhone 里有70%是由富士康代工，另外30%由富士康的竞争对手和硕及纬创生产。作为代工界著名的明星公司掌门人，郭台铭和童子贤也因此被称为“iPhone背后的男人”。

他们是台湾最富有的人，他们的命运与苹果的销量和股价息息相关。

2018年，郭台铭再次以73亿美元的身家被福布斯评选为台湾首富，但他的财富与去年减少了1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亿元），与最高值相比缩水了23%。

郭台铭：带领航空母舰转身

除了穿工服、吃食堂、生活异常简朴和出了名的坏脾气，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是郭台铭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在鸿海内部，人们习惯称呼他为“Big Boss”，意思是大老板。这个69岁的老人以异常充沛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管理着庞大的鸿海帝国，每天至少工作15个小时，经常开会到深夜，马不停蹄地出差，很少在一个地方待3天以上，却很少表露出疲态。在他看来，老板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多于下属。

从1973年2月用母亲给他结婚的20万元新台币创办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到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为全球“代工之王”，被外界誉为“台湾之光”的郭台铭已将这样的状态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甚至不曾休过3天以上的假。

在美国创办富士康期间，为了省机票钱，他每天带着营销经理开车跑业务，下午6点出发，晚上11点左右找一家16美元的汽车旅馆休息，第二天上午10点前赶到客户办公室。美国52个州，郭台铭用车轮丈量过其中的32个。

从1999生产Mac框架，到2007年6月29日第一台iPhone问世，富士康早就与苹果结下了不解之缘。郭台铭曾十分得意地提到，乔布斯之所以把iPod、iPhone（的生产）都交给他，是因为“只有我能做”。

苹果和富士康相濡以沫多年，郭台铭与乔布斯也交情甚笃。

1995年俩人初次相识，乔布斯破例送了郭台铭一张签名名片，后者珍重地将它锁进了保险柜，打算当传家宝送给儿子。第一款iPhone刚做出来，乔布斯兴奋地向郭台铭示范如何使用。2010年，富士康接连有工人跳楼自杀，乔布斯不仅公开为郭台铭说话，还第一时间派蒂姆·库克前往协助，并请了美国防治自杀最好的医生到富士康住了6个星期。2011年乔布斯去世后，郭台铭是极少数被邀请参加葬礼的中国人之一。

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全世界每生产10台iPhone，就有7台出自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之手。

巅峰时期，富士康仅在大陆就雇佣了100万名员工，iPhone生产线所在地河南郑州称为“iPhone之城”。亲自给员工端过菜的郭台铭早在2006年就规定员工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每周吃一个鸡腿，“当时把深圳和昆山的鸡腿都买了还不够，伙食费比薪水还高”。澳大利亚投行Macquarie计算，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有90条生产线，35万名工人，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台 iPhone。

然而，富士康对苹果的过于依赖，让郭台铭感到焦虑。

虽然每年净利润高达数十亿美元，但富士康的毛利率只有5.8%，而索尼、任天堂等主流电器公司的毛利率高达40%左右。为苹果代工还多少有得赚，其他业务毛利更是少得可怜。从2013年开始，富士康对苹果的依赖越来越深，到2016年总收入的54%来自苹果。“如果未来富士康失去了苹果的订单，那将是灭顶之灾。”元大证券顾问的分析师陈礼丰如是说。

然而，富士康最担心的事正在发生。2018年9月，苹果发布新款iPhone，富士康原本打算启用60条生产线，却因为销量低于预期只保留了45条，相当于每天少生产10万台手机。近日，苹果又传出进一步削减iPhone XR的风声。一旦失去苹果的订单，或iPhone魅力不再，富士康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大家一直把我们当成代工厂，把我们和苹果连在一起。”2018年1月31日，郭台铭在股东临时会上如是说。这个68岁的老人将技术含量低、利润微薄的代工做到了极致，又艰难地试图撕去富士康“代工”的标签。

他曾经想过2008年58岁时就要退休，直到现在，他还没有选好继承者，也很少公开讨论自己的接班人计划。在他的主导下，刚过而立之年的富士康正在走入“历史转折中”。

过去3年来，鸿海致力于从硬件公司转型升级为科技平台公司。2016年，富士康收购了为iPhone生产屏幕的日本电器公司夏普，2017年又将目光瞄准日本工业巨头东芝的芯片业务，但最终失之交臂。2018年6月，该公司斥资0.4亿美元，将日本东芝的笔记本电脑业务收入麾下，还在美国斥资上百亿美元研究车联网和无人驾驶技术。富士康已不满足于仅做一家代工厂，而是希望能生产自己的高附加值科技产品。

在郭台铭看来，这个过程就像“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转弯，需要一点时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原本打算58岁时就退居幕后的老人再一次推迟了自己的告别时间，宣布鸿海股价达到200新台币他才会退休。

童子贤：从“吃毒苹果”到代工巨头

与勤俭一生的郭台铭截然不同，和硕董事长童子贤身上最让人不解的地方，是“为什么身为科技业大老板，他还能这么闲”。

当郭台铭忙着抢单，这位身家几百亿的大老板兴致勃勃地对着一群学生朗诵诗歌，讲述自己投资1亿元却只赚了500万元的文学纪录片，庆幸于“有近10万人能重新去体会文学之美”。

1995年，和硕挂牌第二年，童子贤成为诚品书店的大股东。2008年，和硕刚分家最风雨飘摇之际，童子贤同时筹备开拍文学家纪录片。2014年和郭台铭抢苹果订单抢得最热闹时，他又“开了小差”，跑到美国加州参加一个撰写抗战史的工作坊。和硕在重庆建厂后的三年半内，他只去过两三次。以至于有企业界的朋友批评他，“你搞这搞那，别把公司搞倒了”。

“我说可以并行不悖啊，一面救国救民挽救产业，一面能推文学活动，左脑跟右脑并没有互相冲突。”童子贤笑称。当郭台铭的20个秘书忙前忙后地为他安排行程，这位“不务正业”和“享受大权旁落的快乐”的企业家只有一个助理。

2011年与华硕正式“分家”时，和硕在外界眼中只是一个不入流的二线代工厂，一度濒临亏损。手握一把烂牌的童子贤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放弃笔记本电脑这个“主战场”，靠代工iPhone杀出了一条血路。

和硕之所以有机会以苹果代工厂的身份崛起，与苹果和富士康之间的“相爱相杀”密切相关。

2013年，苹果为避免受供应商牵制，将报价更低的和硕纳入大规模代工体系中，苹果与富士康长期建立的共生关系就此被打开一条裂缝。当时，童子贤接下了75%的iPhone 5c订单以及超过半数的iPhone 4和iPhone 4S订单，却拒绝了苹果将iPad mini的订单全部交给和硕。

他将和硕定位为苹果的“最佳第二供货商”，极力避免与鸿海正面冲突。但凭借苹果的订单，和硕当年第一季度营收猛增31%，达到1952.7亿元。由于订单量激增导致产能不足，该公司当年下半年就增加了超过30%的人力，全力生产iPhone。

同样身为借苹果东风迅速发展的代工企业管理者，但童子贤与事必躬亲的郭台铭风格截然不同。

在他看来，“高科技产业不是单靠壮观的机器、资金便可以撑起来的，重要的是人与管理。机器厂房是武器，管理则是在适当的时候扣下扳机。”他不止一次地告诉下属，“别叫我老板”。

他天生喜欢与人接触，因此，1990年与其他3名工程师一道从宏碁辞职创业时，他被一致推举担任华硕总经理。他花了超过八成的时间在人身上下功夫。在和硕副董事长徐世昌眼里，华硕4个创办人中，童子贤最突出的就是能让人才跟随，把人“放对位置”。

为了从宏碁挖来自己老上司施崇棠，他多次半夜赖在施家不肯离去，终于磨到对方点头允诺。施崇棠来华硕后，童子贤主动让出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位子。郭台铭以脾气坏出名，童子贤却从来没拍过桌子骂过人。

接手为苹果生产手机外壳的铠胜后，他在上海工厂足足“蹲守”了3个月。破破烂烂的办公桌后摆张折叠床，到晚上整个厂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但很快，他就摸透了每一个管理者的脾气个性和来龙去脉，即使当甩手掌柜也随时可以遥控指挥，因为“到处都有埋伏细胞”。

他希望300个供货商落实干净采购的价值观，不是开大会念演讲稿，而是找十几家厂商代表在和硕的会议室里吃“道德餐”。同样的牛排，他吃了20多次，同样的话也说了20多次，为的就是“有效沟通，对方无法回避闪躲”。

当郭台铭在工厂穿梭，童子贤吆喝着一群设计师逛夜店、骑水上摩托车、谈沈从文的《边城》。或许是无心插柳，和硕这群“头脑性感”的设计师在对接苹果订单时发挥了大作用，“与对口单位有共同语言”。到库克执掌苹果的时代，供货商意见更有机会被采纳，和硕的优势也愈发凸显。

从成为苹果代工厂的那一刻起，和硕就被牢牢绑在了苹果这艘船上，而这条路并不好走。苹果要求高，和硕刚开始接订单时，做出来的一半成品都只能报废，一年报废掉30多亿新台币，被笑话是“吃毒苹果”，熬到第三年才开始赚钱。

通过为苹果代工，和硕营业收入迅速增长，尽管净利润只有富士康的一半左右。好日子没过几年，随着iPhone在大中华区的销量连续数个季度萎缩，和硕营收也随之不断下滑。

2018年11月8日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和硕当季度税后盈余28.3亿新台币，比上年同期减少22.2%；毛利率3.3%，低于上年同期的3.4%。2018年前三个季度，和硕税后盈余78.42亿新台币，同比减少28.4%。

不过，与为了转型而焦虑的郭台铭相比，对苹果业务依赖相对较少的童子贤要淡定得多。

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12月，苹果与高通的专利大战导致部分型号iPhone在大陆禁售，但和硕生产的iPhone不在禁售之列。有评论称，旧款iPhone遭禁可能让苹果蒙受50亿美元的损失，约占其iPhone总营收的3%，但如果苹果将订单转移给和硕，损失可能减少至25亿美元。这对和硕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更何况，在童子贤看来，“世界很大，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什么都有可能……机会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