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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傍上乔布斯成台湾首富 今身家缩水81亿

蝴蝶偶尔扇动翅膀,可能在大洋彼岸掀起一场飓风。用这句话来描述苹果与代工厂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再恰当不过。

1月11日,京东平台得到苹果官方通知和授权,从当天零点开始将iPhone 8和iPhone 8 Plus的售价下调至3999元和4799元,与官网分别相差1100元和1200元。苏宁易购也同步降价,其中iPhoneXR的128GB版本降幅最大,到手价5799元,比苹果官网报价低了1200元。苹果在京5家直营店也加大了iPhone以旧换新的优惠力度,相当于变相降价。

对苹果背后的代工厂而言,这不是个好消息。

自从2018年后半年苹果宣布砍单,富士康每天减少生产10万台iPhone,产量大幅下降,2018年11月被曝出将裁员34万人。2018年11月13日,富士康发布了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净利润为248.8亿台币,同比增长18.3%,不及分析师预期。

据台湾元大证券顾问公司分析,苹果每年售出的 iPhone 里有70%是由富士康代工,另外30%由富士康的竞争对手和硕及纬创生产。作为代工界著名的明星公司掌门人,郭台铭和童子贤也因此被称为“iPhone背后的男人”。

他们是台湾最富有的人,他们的命运与苹果的销量和股价息息相关。

2018年,郭台铭再次以73亿美元的身家被福布斯评选为台湾首富,但他的财富与去年减少了1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亿元),与最高值相比缩水了23%。

郭台铭:带领航空母舰转身

除了穿工服、吃食堂、生活异常简朴和出了名的坏脾气,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是郭台铭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在鸿海内部,人们习惯称呼他为“Big Boss”,意思是大老板。这个69岁的老人以异常充沛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管理着庞大的鸿海帝国,每天至少工作15个小时,经常开会到深夜,马不停蹄地出差,很少在一个地方待3天以上,却很少表露出疲态。在他看来,老板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多于下属。

从1973年2月用母亲给他结婚的20万元新台币创办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到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为全球“代工之王”,被外界誉为“台湾之光”的郭台铭已将这样的状态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甚至不曾休过3天以上的假。

在美国创办富士康期间,为了省机票钱,他每天带着营销经理开车跑业务,下午6点出发,晚上11点左右找一家16美元的汽车旅馆休息,第二天上午10点前赶到客户办公室。美国52个州,郭台铭用车轮丈量过其中的32个。

从1999生产Mac框架,到2007年6月29日第一台iPhone问世,富士康早就与苹果结下了不解之缘。郭台铭曾十分得意地提到,乔布斯之所以把iPod、iPhone(的生产)都交给他,是因为“只有我能做”。

苹果和富士康相濡以沫多年,郭台铭与乔布斯也交情甚笃。

1995年俩人初次相识,乔布斯破例送了郭台铭一张签名名片,后者珍重地将它锁进了保险柜,打算当传家宝送给儿子。第一款iPhone刚做出来,乔布斯兴奋地向郭台铭示范如何使用。2010年,富士康接连有工人跳楼自杀,乔布斯不仅公开为郭台铭说话,还第一时间派蒂姆·库克前往协助,并请了美国防治自杀最好的医生到富士康住了6个星期。2011年乔布斯去世后,郭台铭是极少数被邀请参加葬礼的中国人之一。

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全世界每生产10台iPhone,就有7台出自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之手。

巅峰时期,富士康仅在大陆就雇佣了100万名员工,iPhone生产线所在地河南郑州称为“iPhone之城”。亲自给员工端过菜的郭台铭早在2006年就规定员工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每周吃一个鸡腿,“当时把深圳和昆山的鸡腿都买了还不够,伙食费比薪水还高”。澳大利亚投行Macquarie计算,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有90条生产线,35万名工人,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台 iPhone。

然而,富士康对苹果的过于依赖,让郭台铭感到焦虑。

虽然每年净利润高达数十亿美元,但富士康的毛利率只有5.8%,而索尼、任天堂等主流电器公司的毛利率高达40%左右。为苹果代工还多少有得赚,其他业务毛利更是少得可怜。从2013年开始,富士康对苹果的依赖越来越深,到2016年总收入的54%来自苹果。“如果未来富士康失去了苹果的订单,那将是灭顶之灾。”元大证券顾问的分析师陈礼丰如是说。

然而,富士康最担心的事正在发生。2018年9月,苹果发布新款iPhone,富士康原本打算启用60条生产线,却因为销量低于预期只保留了45条,相当于每天少生产10万台手机。近日,苹果又传出进一步削减iPhone XR的风声。一旦失去苹果的订单,或iPhone魅力不再,富士康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大家一直把我们当成代工厂,把我们和苹果连在一起。”2018年1月31日,郭台铭在股东临时会上如是说。这个68岁的老人将技术含量低、利润微薄的代工做到了极致,又艰难地试图撕去富士康“代工”的标签。

他曾经想过2008年58岁时就要退休,直到现在,他还没有选好继承者,也很少公开讨论自己的接班人计划。在他的主导下,刚过而立之年的富士康正在走入“历史转折中”。

过去3年来,鸿海致力于从硬件公司转型升级为科技平台公司。2016年,富士康收购了为iPhone生产屏幕的日本电器公司夏普,2017年又将目光瞄准日本工业巨头东芝的芯片业务,但最终失之交臂。2018年6月,该公司斥资0.4亿美元,将日本东芝的笔记本电脑业务收入麾下,还在美国斥资上百亿美元研究车联网和无人驾驶技术。富士康已不满足于仅做一家代工厂,而是希望能生产自己的高附加值科技产品。

在郭台铭看来,这个过程就像“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转弯,需要一点时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原本打算58岁时就退居幕后的老人再一次推迟了自己的告别时间,宣布鸿海股价达到200新台币他才会退休。

童子贤:从“吃毒苹果”到代工巨头

与勤俭一生的郭台铭截然不同,和硕董事长童子贤身上最让人不解的地方,是“为什么身为科技业大老板,他还能这么闲”。

当郭台铭忙着抢单,这位身家几百亿的大老板兴致勃勃地对着一群学生朗诵诗歌,讲述自己投资1亿元却只赚了500万元的文学纪录片,庆幸于“有近10万人能重新去体会文学之美”。

1995年,和硕挂牌第二年,童子贤成为诚品书店的大股东。2008年,和硕刚分家最风雨飘摇之际,童子贤同时筹备开拍文学家纪录片。2014年和郭台铭抢苹果订单抢得最热闹时,他又“开了小差”,跑到美国加州参加一个撰写抗战史的工作坊。和硕在重庆建厂后的三年半内,他只去过两三次。以至于有企业界的朋友批评他,“你搞这搞那,别把公司搞倒了”。

“我说可以并行不悖啊,一面救国救民挽救产业,一面能推文学活动,左脑跟右脑并没有互相冲突。”童子贤笑称。当郭台铭的20个秘书忙前忙后地为他安排行程,这位“不务正业”和“享受大权旁落的快乐”的企业家只有一个助理。

2011年与华硕正式“分家”时,和硕在外界眼中只是一个不入流的二线代工厂,一度濒临亏损。手握一把烂牌的童子贤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放弃笔记本电脑这个“主战场”,靠代工iPhone杀出了一条血路。

和硕之所以有机会以苹果代工厂的身份崛起,与苹果和富士康之间的“相爱相杀”密切相关。

2013年,苹果为避免受供应商牵制,将报价更低的和硕纳入大规模代工体系中,苹果与富士康长期建立的共生关系就此被打开一条裂缝。当时,童子贤接下了75%的iPhone 5c订单以及超过半数的iPhone 4和iPhone 4S订单,却拒绝了苹果将iPad mini的订单全部交给和硕。

他将和硕定位为苹果的“最佳第二供货商”,极力避免与鸿海正面冲突。但凭借苹果的订单,和硕当年第一季度营收猛增31%,达到1952.7亿元。由于订单量激增导致产能不足,该公司当年下半年就增加了超过30%的人力,全力生产iPhone。

同样身为借苹果东风迅速发展的代工企业管理者,但童子贤与事必躬亲的郭台铭风格截然不同。

在他看来,“高科技产业不是单靠壮观的机器、资金便可以撑起来的,重要的是人与管理。机器厂房是武器,管理则是在适当的时候扣下扳机。”他不止一次地告诉下属,“别叫我老板”。

他天生喜欢与人接触,因此,1990年与其他3名工程师一道从宏碁辞职创业时,他被一致推举担任华硕总经理。他花了超过八成的时间在人身上下功夫。在和硕副董事长徐世昌眼里,华硕4个创办人中,童子贤最突出的就是能让人才跟随,把人“放对位置”。

为了从宏碁挖来自己老上司施崇棠,他多次半夜赖在施家不肯离去,终于磨到对方点头允诺。施崇棠来华硕后,童子贤主动让出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位子。郭台铭以脾气坏出名,童子贤却从来没拍过桌子骂过人。

接手为苹果生产手机外壳的铠胜后,他在上海工厂足足“蹲守”了3个月。破破烂烂的办公桌后摆张折叠床,到晚上整个厂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但很快,他就摸透了每一个管理者的脾气个性和来龙去脉,即使当甩手掌柜也随时可以遥控指挥,因为“到处都有埋伏细胞”。

他希望300个供货商落实干净采购的价值观,不是开大会念演讲稿,而是找十几家厂商代表在和硕的会议室里吃“道德餐”。同样的牛排,他吃了20多次,同样的话也说了20多次,为的就是“有效沟通,对方无法回避闪躲”。

当郭台铭在工厂穿梭,童子贤吆喝着一群设计师逛夜店、骑水上摩托车、谈沈从文的《边城》。或许是无心插柳,和硕这群“头脑性感”的设计师在对接苹果订单时发挥了大作用,“与对口单位有共同语言”。到库克执掌苹果的时代,供货商意见更有机会被采纳,和硕的优势也愈发凸显。

从成为苹果代工厂的那一刻起,和硕就被牢牢绑在了苹果这艘船上,而这条路并不好走。苹果要求高,和硕刚开始接订单时,做出来的一半成品都只能报废,一年报废掉30多亿新台币,被笑话是“吃毒苹果”,熬到第三年才开始赚钱。

通过为苹果代工,和硕营业收入迅速增长,尽管净利润只有富士康的一半左右。好日子没过几年,随着iPhone在大中华区的销量连续数个季度萎缩,和硕营收也随之不断下滑。

2018年11月8日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和硕当季度税后盈余28.3亿新台币,比上年同期减少22.2%;毛利率3.3%,低于上年同期的3.4%。2018年前三个季度,和硕税后盈余78.42亿新台币,同比减少28.4%。

不过,与为了转型而焦虑的郭台铭相比,对苹果业务依赖相对较少的童子贤要淡定得多。

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12月,苹果与高通的专利大战导致部分型号iPhone在大陆禁售,但和硕生产的iPhone不在禁售之列。有评论称,旧款iPhone遭禁可能让苹果蒙受50亿美元的损失,约占其iPhone总营收的3%,但如果苹果将订单转移给和硕,损失可能减少至25亿美元。这对和硕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更何况,在童子贤看来,“世界很大,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什么都有可能……机会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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