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安倍冲上热搜 日本检方真能给安倍定罪吗？

11月23日，日媒报道称，安倍及其后援会可能动用了约800万日元（约合50.4万元人民币）政治资金，以填补“赏樱会”活动费用亏空。随后，“逮捕安倍”等相关话题冲上日本热搜。

12月3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基本决定，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嫌疑对安倍的公设第一秘书立案，并要求安倍本人自愿接受询问。

安倍晋三

因涉嫌挪用公款、邀请选民参加宴会，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深陷“赏樱会”风波已逾一年。

“赏樱会”如何沦为日本政客的“拉票工具”？又缘何风波不断？

日本检方真的能给安倍定罪吗？

文 周永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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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樱会”变了味儿

“赏樱会”，是日本政府组织的赏花活动。政府邀请皇族和前皇族成员、外国使节、参众两院议长和议员、各部部长、国际友好人士、日本社会各界精英和其他有突出社会贡献的人员，与首相一起欣赏樱花，以表彰、慰问他们对日本发展做出的贡献，费用则由日本政府承担。

从1952年东京新宿御苑“赏樱会”开始，日本“赏樱会”已有近70年历史。安倍就任日本首相期间，亦按照惯例举办“赏樱会”。

但实际上，安倍政府的“赏樱会”已经变了味——社会名流和贤达已不再是“赏樱会”的独宠。

2013年以后，安倍政府“赏樱会”的出席人数和花销费用均大规模增加。

在每年参加“赏樱会”的人员中，有近千人是安倍后援会的支持者。他们不见得对日本社会有过多么重要的贡献，却是安倍的“铁粉”选民。换言之，安倍主持和举办的“赏樱会”，是拿着纳税人的税金，用国家的财政资金，来培养自己的选民。

2013-2019年，安倍政府都会在“赏樱会”前一晚举办大型宴会，即“前夜祭”。“前夜祭”由安倍后援会主办，该后援会的代表时任安倍政府第一秘书。

据日媒报道，2018年“前夜祭”晚宴中，有800多名安倍选举支持者参加，2019年时亦有700多人。“前夜祭”平均每人的餐费至少1.1万日元，受邀人员每人仅需缴纳5000日元，剩下的费用均由后援会承担。

日本在野党指责，安倍的做法明显违反了日本《公职选举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利用政府资金培植自己的选民力量。

《公职选举法》规定，禁止官员以任何形式向选民提供有价物品。

2014年，一名前法务大臣仅因向选民发放印有自己形象的纸扇，就被迫辞职。安倍政府却直接邀请其后援会支持者参加宴会。

《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国家公职候选人后援会的政治资金，收入、支出必须笔笔账目清楚、记录在案，且不能对选民进行转移支付。

2010年4月，因在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政治资金报告书中进行约4亿日元（1美元约合92日元）虚假记录，其前秘书胜场启二触犯《政治资金规正法》，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根据东京地检署特搜部的调查，安倍政府“赏樱会”的支出庞大，政府提供的预算无法满足，安倍后援会提供大量资金。然而，安倍后援会并没有记录这笔巨大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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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权力与税金私有化

去年11月以来，安倍“赏樱会”余波不断，关键在于日本在野党、社会舆论和民众对于安倍政府滥用公职权力的质疑。

在安倍之前，日本政府“赏樱会”规模虽不断扩大，但总体处于可控状态。

去年11月以来，安倍“赏樱会”余波不断。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赏樱会”只有4000人左右参加；80年代中曾根首相执政后扩大到了七八千人左右；新世纪，小泉执政后期发展到1.1万人。但在2010年鸠山由纪夫执政时，“赏樱会”规模又恢复到1万人左右，开支费用在1000万日元左右。

2013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首次举办“赏樱会”，出席人数只有1.2万人左右，费用约1718万日元。但此后，安倍政府“赏樱会”的出席人数和花销费用均大规模增加。2014—2019年，“赏樱会”支出从3000万日元（约合193万元人民币）增至5500万日元（355万元人民币），参加人数从1.4万人增至1.8万人左右。

日本在野党、社会舆论和民众普遍质疑：

“赏樱会”有无必要这样大规模增加人数，增加预算？

这样的聚会，是不是已经变成了首相个人笼络人脉，扩张势力的工具？

事实上，日本媒体已经披露，在2019年的“赏樱会”中，仅经安倍夫人推荐参加人员就有1000人。这很显然涉及公器私用，个人人情色彩强烈。

随着“赏樱会”规模大幅度扩大，安倍政府在资金使用方面，亦出现违规违法的嫌疑。

2014-2019年，安倍政府“前夜祭”晚宴总花费超过2300万日元，收到的门票费用总额却只有1500万日元左右。对此，东京检方认为，安倍政府及其后援会可能通过某种形式填补了其中800万日元的差额，而这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属于“贿选”犯罪行为。

此前，安倍后援会已经承认，他们在5年间共动用91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7.7万元）填补“赏樱会”资金亏空。

2019年夏季，日本在野党各民间法律人士对此事进行追究，指责安倍政府公器私用，日本政府因此取消原定2020年4月举办的“赏樱会”。同年12月，日本部分民众还到首相官邸前抗议，指责受邀人员公私不分，并持有写着“是拿血税邀请朋友赏樱吧”等的塑料卡片批判安倍政府的行为。

日本立宪民主党干事长福山哲郎认为，这纯粹是安倍用税金来招待自己的后援会。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也表示，安倍此举是“将权力与税金私有化的行为”。

事情并未完结，进入2020年9月份，在野党借助国会、媒体等渠道，继续追责安倍。舆论不断发酵，到11月份达到新高潮，日本相关法律人士和社会团体要求起诉安倍。目前，专门负责政治家腐败案件调查的东京地检署特搜部，已经将此事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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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给安倍定罪，有多难？

在安倍执政期间，东京地检署特搜部为什么没有对政府“赏樱会”案件进行全面调查？

因为根据日本法律规定，国务大臣涉嫌刑事案件，必须在得到首相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刑事调查。也就是说，在安倍就任首相期间，只要没有得到安倍的同意，日本检方没有权力对安倍本人进行刑事调查。

因此，日本检方只能等到安倍从首相位置上卸任以后，再采取行动。

那么，如今安倍已经辞去首相一职，日本检方是否就能彻底调查案件、收集证据，并顺利起诉安倍或给他定罪呢？

事实恐怕没那么乐观。

对于日本法律人士和在野党对“赏樱会”的追究，安倍本人基本上采取了回避或者不承认的态度。

安倍表示将认真配合检方的调查活动。目前，他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主要包括：他个人没有参与“赏樱会”人员邀请工作；他对后援会挪用政治资金、补充“前夜祭”经费一事并不知情，同时否认其后援会此前曾挪用资金、补充“赏樱会”活动。

对此，安倍后援会方面人士也声称“安倍不知情”，后援会并没有向安倍汇报有关“赏樱会”及“前夜祭”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情况。

根据案件相关方的上述表态，我们可以判断，日本检方如果不能在调查中获得明确证据，证明安倍对此案知情、亲自参与“赏樱会”人员安排且在其中安插自己的选民的话，就无法断定安倍直接触犯刑律。

如此一来，可能受到刑事追究的仅仅只有安倍后援会的领导组织人员。而安倍本人犯下的顶多是安排后援会人员失察之过，这属于领导能力和领导方法的问题，并不涉及刑事犯罪。

日本以往涉及高级领导人的犯罪嫌疑案件中，高级领导人直接遭受法律惩处的情况也很少，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其秘书、助手或者下属人员承担罪责。他们有的被免除职务，有的被剥夺公职，严重者则受到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更有甚者以自杀来替上级承担罪责。

因此，安倍本人大概率能够顺利逃脱罪责，“赏樱会”案件，并不会给他本人带来伤筋动骨程度的损害。结局很可能是下属人员代替安倍受过，而躲在金权政治黑幕背后的大佬，很难使其承担真正的法律责任。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政治丑闻已经将安倍置于道义的审判席上，大幅降低他作为政治家的个人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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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集不断，根源何在？

安倍“赏樱会”风波之所以长期发酵、续集不断，主要出于以下5个原因：

第一，安倍在任首相期间，打破“赏樱会”惯例，大幅扩大活动规模、增加资金投入，并带入支持本人后援会的选民，的确表现出诸多徇私舞弊的蛛丝马迹。

就目前而言，种种证据都指向了安倍，对其十分不利。这对于日本国内反对派而言，无疑是抓住安倍乃至自民党势力的把柄和实锤的好机会。只要进一步深入追究，就有可能挖出证明安倍违法的有力证据，至少也能借机证明安倍后援会的违法事实。

第二，日本民众普遍反感金权政治。

金权政治不仅损害了民众的知情权，政治家、官僚、政客和商人们通过金钱和权力交换，攫取个人利益，危害的是普通大众和社会群体的利益。

对金权政治深恶痛绝的日本民众，自然希望能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因而不断呼吁媒体和社会持续追责，寻求正义。

第三，尽管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但是政治家、官员和财界的幕后交易丑闻不断。这导致民众和媒体对政治家、官员和财界存在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一旦有所线索，便会不弃不舍地寻求事情的真相。

第四，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在野党长期受其压制，难以获得翻身的机会。

他们竭尽全力寻找自民党首相及其大臣的执政纰漏，一旦找寻到对手显著的瑕疵，就穷追猛打、不依不饶地追寻到底，以打击自民党的威望，提升本党地位和声望，甚至争取本党的执政可能性。

安倍“赏樱会”风波之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大程度上是在野党穷追不舍的结果。为了集结更多力量，日本立宪民主党、共产党等在野党几乎消弭相互之间的分歧，联手“阻击”安倍。舆论的高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在野党施加影响的影子。

第五，在日本在野党看来，打击安倍不仅是打击自身的政治对手自民党，也是打击现任的菅义伟政府。因为菅义伟政府不仅来自于安倍的禅让和扶植，菅义伟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安倍政府“赏樱会”的筹办活动。

另外，在在野党看来，菅义伟政府肯定会包庇和掩护安倍，竭力帮助其摆脱困境。因此，更有必要深入追究安倍“赏樱会”案件，以便对安倍本人及其菅义伟内阁进行连锁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