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发展三十万年的文明，为何迎来突变

人的生活与松鼠有什么不同？以色列学者奥戴德·盖勒在《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的回答是：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段里，二者都没有什么不同。

他写道，松鼠“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用于采集食物、躲避天敌、寻找配偶，以及在糟糕的天气中找寻庇身之所”，而自大约30万年前出现智人这个独特物种以来，绝大多数人类的生活都与松鼠颇为相像，都在追求生存和繁殖。

即使是近几千年里，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但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类一生都在维持基本生存，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极少发生改变。直到近几个世纪，人类的生活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将近两百年的文明进程置于30万年的历史之下，这种“突变”就显得更为惊人。

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持续上升，而是“突变”

奥戴德·盖勒举了个穿越的例子：如果是两千年前的耶路撒冷居民，穿越到公元1800年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耶路撒冷。

“他们无疑会叹服于壮观的新筑城墙、巨大的人口增长和新出现的发明创造。不过，尽管这个时期的耶路撒冷与罗马时代已大不相同，这些时光旅行者仍能较为轻松地适应新的环境。他们当然必须让自己的行为符合新的文化习俗，却基本可以保留在公元1世纪之初所操持的职业，并足以维持生计，因为在当时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到19世纪初依然有用。他们还会发现，自己面临与罗马时代类似的某些危险、疾病或自然灾害，预期寿命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不仅耶路撒冷如此，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如此。一个汉朝人穿越到明朝，适应的难度和速度都不会是太大问题。书中也写到，16世纪初英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同11世纪的中国农民、1500多年前的玛雅农夫、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放牧者、5000年前的埃及农民乃至11000年前的耶利哥（Jericho）牧羊人，其实并无多大差别。

但是，如果两千年前的耶路撒冷居民穿越到21世纪初的耶路撒冷，就会被彻底震撼：

“此时，他们的技能将完全过时，因为大多数职业都以接受过正规教育作为前提条件，许多看似巫术的技术变成日常生活的必需。还有，随着过去的若干致命疾病被根除，他们的预期寿命几乎可以瞬间延长一倍，这要求对人生有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更加长远的打算。”

当现代人类享受着现代化的厨具、冰箱、热水器、电灯、抽水马桶、汽车、火车和飞机时，很难想象旧日世界：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坦言，人生是丑陋、粗野和短促的。当时约四分之一的新生儿会在满周岁前死于寒冷、饥饿及各种疾病，女性常常在分娩时遭遇不幸，人们的预期寿命很少超过40岁。太阳落山后，整个世界便陷入黑暗。男女老幼要花很长时间给家里挑水，极少洗澡，冬季数月困在烟尘弥漫的屋子里。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人居住在广袤的农村，很少离开自己的出生地，依靠劣质而单调的饮食为生，不会读书写字。那时的经济危机的影响远不只勒紧腰带，而是会造成大规模饥荒和死亡。让今天的人们心烦的许多日常琐事，与并不算遥远的先祖们面临的艰辛与悲惨相比完全不值一提。”

所以，认为人类生活水准在历史上持续走高，是不折不扣的错觉。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确实是渐进过程并逐渐加速，但并没有为人类带来相应的生活改善，人类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实则是突发转型的结果。

这种突发转型，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所谓马尔萨斯陷阱，是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食物剩余的时候，生活水准提升都只是暂时现象，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因此或迟或早，人口的增长将消耗掉富余的食物，使生活状况返回到基本生存水平，社会将变得与开发技术创新之前同样贫穷。

书中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波利尼西亚部落。这个部落于13世纪初来到太平洋复活节岛，在此后400年间，依靠着当地的丰富植被和捕鱼水域，实现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也建立起繁盛文明。但过快的人口增长反过来给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压力。18世纪初，复活节岛上的鸟类完全灭绝，森林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人们无法继续制造和维护渔船。资源匮乏之下，岛内爆发内斗，人口减少近80%。

人类的总体增长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公元前10000年左右，地球上有240万左右人口。公元元年，罗马帝国与玛雅文明接近巅峰，全球总人口已达到1.88亿。公元1000年，地球人口增至2.95亿。公元1500年，也就是地理大发现前夕，全球人口已接近5亿。19世纪初的工业化早期阶段，人口数量接近10亿。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口的每次大增长，总是会将人类从繁荣带到谷底。

讽刺的是，当马尔萨斯宣布这一贫困陷阱将永远维持时，人类突然走出了这个怪圈。但同样要看到的是，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和不同发展道路，在过去两百年间的生活水准差异也急剧扩大。根据2017年的数据，大多数发达国家民众的预期寿命超过80岁，婴儿死亡率低于5‰，全体国民都有电力供应，大部分人拥有互联网连接。而在最不发达国家，预期寿命不足62岁，婴儿死亡率超过60‰，不到47%的人有电力供应，只有不足1‰的人能使用互联网。

奥戴德·盖勒认为，探讨人类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搞清楚人类发展进程背后的基本驱动力，有助于解答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地理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

地理上的迁徙曾让人类走出非洲，解决了土地不足的问题。书中特别提到了非洲的问题，奥戴德·盖勒写道：

“工业革命前，牲畜是世界许多地方开展工业耕种的基础。在欧亚大陆，牛是农业革命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在非洲东西海岸陆地上的居民却没有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发展核心的技术进步和政治制度，这背后的原因是缺乏牲畜。”

缺乏牲畜的原因是非洲蚊蝇对疾病的传播。一种吸食动物和人类血液并传播疟疾的苍蝇在非洲中部的湿热环境中大量繁殖，使得这里牲畜和人类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存活下来的婴儿很多也患有认知缺陷，迫使父母增加生育子女的数量，削弱了他们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自从农业转型以来，它肆虐的区域一直比临近的其他区域更为落后。相比之下，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之率先完成农业生产和牲畜养殖大发展。

地理对人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农业和自然资源，也推动了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

书中写道：

“中国土地最肥沃平坦的区域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大一统。而欧洲由于众多山脉与河流将大陆分割，给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制造了众多难以逾越的物理障碍，所以欧洲大陆在长期以来一直被分裂为众多国家，由纷繁的政权和语言拼凑而成。有学者认为这种分裂的政治格局导致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推动了制度、技术、科学的发展繁荣。在像同一时期的中国与奥斯曼帝国等中央集权式文明中，政府有权力阻止威胁精英阶层利益的技术和文化发展。相反在欧洲，遇到麻烦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可以迁往邻国，继续争取发展自己的商业或者技术革新。”

也正是这样的推动作用，给大航海时代的探索之旅带来了“启动资金”。

南北美的差异更加体现了地理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气候与土壤非常适合种植咖啡、棉花、甘蔗和烟草，这类作物的高效耕种需要利用大型种植园。因此南美农业呈现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特点，普遍实行奴隶制和强迫劳动等掠夺剥削制度。这种制度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南美政治和经济，甚至被视为“拉美陷阱”的根源。

相反，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更适合种植谷物和驯养家畜，有利于小型家庭农场发展，可以实现更平等的财富分配，也有利于包括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形成，并反过来促进经济的长期繁荣。

工业革命后的人类社会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人口快速增长的转折点，比如从狩猎转向农耕，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等，但资源分配却没有跟上。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需要的是底层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和贫富差距的缩小。

工业技术和繁荣贸易往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尤其是资源的增加，但显然无法彻底解决底层生活水平和贫富差距的问题。

奥戴德·盖勒认为，除了技术和贸易之外，人口的自身控制也很重要。在他看来，工业革命之所以让西方社会迅速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还有女性地位提升的因素。工业革命的资源增长，原本也走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临界点，但女性走出家庭，成为走出陷阱的一个因素。女性投入到工业生产中，独立意识增强。同时，工业革命让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家庭开始选择少生孩子，但提高孩子的养育成本，使之匹配工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需求。因此，生育率也随之下降——这种生育率下降并不是单纯与历史相比，而是参照与社会财富的匹配度。

数据显示，1870年到1920年，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生育率下跌了30%-50%，美国下降幅度更大。生育率下降加上死亡率下降，出现了“人口大转型”，也使得收入增长不再转移到支持人口膨胀。所以，可以将工业革命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视为一种“开源节流”。加上大众教育的普及，童工现象的终结，人类社会终于逃离了马尔萨斯陷阱。

这是一个看起来十分良性的循环：工业技术的发展让人类拥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和追求，反过来又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技术的进步让大型建筑实现变革，海陆空的交通运输网络推动了全球化，也构建了今日世界。

不过，也正是技术和教育，反而加剧了世界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也让人类更加不平等。许多人认为，这与世界各地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时间有先后之别有关，但如果梳理历史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要追溯到更久远的时光。

奥戴德·盖勒写道：

“制度、文化、地理及社会的诸多因素，它们发端于遥远的过去，推动各个社群走上独特的历史轨道，影响着脱离停滞时代的时机，并导致各国财富水平的差距。历史进程中随机的关键节点上发生的制度改革，会偶然地把各国置于不同路径，继而造成彼此之间的日渐分化。与之类似，不同文化规范的涌现同样扩大了全球不同地区在历史巨轮滚滚向前中出现的差异。”

同时，“植根于遥远过去的深层次因素往往还支撑着文化习俗、政治制度和技术变革的兴起，从而决定了各个社群实现繁荣兴旺的能力。”

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发展差异，归根到底是数千年来漫长进程中形成的差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路径，走向了分化。但全球化和殖民化的不对称效应，一方面加快了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延迟了落后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时间，导致了更加不平等的固化。

针对这一问题，奥戴德·盖勒提出了“统一增长理论”。在他看来，现代交通、医疗和信息技术等减轻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社会的多样化也有利于经济繁荣，这一切都是落后国家可以走出贫困的基础。

他也乐观地认为，技术进步和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大转型会让人类延续以往数万年的发展趋势，克服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挑战。当然，这种乐观并不会让所有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