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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黄灯:寒门子弟如何实现人生逆袭?

四年前,非虚构作家黄灯出版了《我的二本学生》,她以一己之力,引爆了二本学生的话题。

二本学生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队。相比于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二本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在公共舆论场中的存在感和话语权也较低。黄灯的作品,让二本学生第一次以一个整体面貌,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她以温情细腻的笔触,讲述了她在广东金融学院众多二本学生的故事,这些学生在求学、就业、生活上,面临着一系列真实的困境,却被社会长期忽视。

尽管这本书让黄灯载誉无数,她却并不十分满意。她觉得二本学生的故事并没有讲完,她只讲述了在课堂内外所看到的学生,而这些学生究竟如何来到她的课堂,他们有着怎样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他们的父母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她并不了解。相比于已经或者即将步入中产阶层的二本学生,他们的父母被遮蔽得更为彻底。这些父母都是默默无闻的底层劳动者,他们起早贪黑拼尽全力,才把子女送进了大学,创造了家族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为了了解学生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从2017年开始,黄灯花费了五年时间,走访了二十多个学生的家庭。她一路乘坐火车、大巴、摩托车、电瓶车,去到云南腾冲,安徽怀宁,广东郁南、阳春、东莞、潮汕、梅州等地,走进学生们的老屋或新居,参观他们曾经就读的中小学,去到他们父母辛勤劳作的田间地头、养殖场或生产车间,去感受学生的成长环境,也去体验每个家庭为孩子的教育所做的努力。

今年2月,黄灯把这些家访得来的故事,集结成《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出版。透过这些鲜活的故事,我们能看到底层家庭的孩子,如何挣脱命运的枷锁,实现人生的逆袭。相比于那些精英家庭的子弟,这些寒门子弟要想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困难重重。由于教育资源落后,他们必须进入当地最好的中小学,成为那里的尖子生,才有可能考取一所二本院校。而他们每个人的成功上岸,都需要来自整个家庭不遗余力的托举。

《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黄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2月。

这本书不只是讲述个体的故事,还让我们看到许多重要的社会议题。比如,原生家庭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如何互补?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家长应该如何培养孩子?一个人该如何与糟糕的原生家庭和解?当今的大学生,面临着哪些普遍的精神困境?教育制度应该如何变革,才能兼顾效率与公平?等等。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作者黄灯。她通过探访学生们的来时之路,更深切地理解了学生。她看到他们的坚忍、勇气和蓬勃生机,也看到他们在夹缝和泥淖中野蛮生长的力量。

特约采写|徐学勤

黄灯,湖南汨罗人,学者,非虚构作家,现居深圳。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

01 当代大学生丧失理想主义了吗?

新京报:《我的二本学生》和《去家访》所写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来自底层家庭,都有比较悲苦的成长经历,这是刻意选择的吗?为什么想要去家访?

黄灯:不是刻意选择的,但呈现出来的结果确实如此。这可能是因为那些底层家庭的孩子,更愿意找我诉说,他们本身比较苦闷,需要一个倾诉通道。而那些家境优越的孩子,他们的苦闷和压力要少很多,而倾诉通道又要多很多。

之所以要去家访,是因为我从教多年来,对学生的观察主要来自课堂,这种单向度的观察是有局限的,我对他们的叙述也可能是粗疏片面的。相比于学校,家庭与学生有着更为根本和紧密的联系,但是,家长这个群体的面目又是隐匿而模糊的,我们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不去家访,学生身上的很多东西,都会被遮蔽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无法看到学生成长过程中更为立体和完整的教育图景。

家访其实是课堂的延伸。走进学生的家庭实地考察,去到学生曾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或者他们父母劳作的场地,跟他们的亲人、同学、邻居深入交流。这种近距离的相处,让我看到家长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主体,对孩子成长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城乡融合、教育公平、亲子分离、跨省婚姻等社会议题。

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剧照。

新京报:为什么这些学生和家长都愿意敞开心扉,把家里几代人的往事毫无保留地讲给你听?

黄灯: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曾经在工厂做过工人,那种本色的东西一直没变。后来虽然读了博士,在大学当老师,但我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我见到当年工厂里的老同事,还是会很亲热,我们可以手挽着手走路,可以趴在肩上玩闹,就跟当初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不单学生愿意跟我聊,那些卖菜的阿姨、超市收银员和我也都很亲热,愿意跟我分享各种事情。我觉得,我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工人。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和走访,你觉得底层家庭和富裕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在相处时会有隔阂或冲突吗?

黄灯:根据我的观察,阶层冲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比如,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时候,班上有个汕头女孩,她的家境蛮富裕的。她爸妈送她进大学的时候,一来就说学校宿舍没有空调,想帮她到外面租房住,或者在宿舍里安装空调。在那间宿舍,有些孩子家里蛮穷的。但是,后来这个女生跟宿舍同学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任何不愉快。

还有《去家访》里写到的学生黎章韬。他跟我说,宿舍很多同学都来自珠三角地区,家境比他要好,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像兄弟一般。还有书里的法律系“三剑客”,从家境来看,他们算是不同的阶层,但是关系很好。周泳彬的父亲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和公司高级合伙人;何境军来自廉江的一个小镇,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吴洁森的父母是初中毕业,从潮州到广州打拼,最终在广州安家落户。

人们常说阶层对立,但年轻人天然有一种超越阶层的感情,这是由他们的生命力决定的。无论如何,年轻人会比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更有理想主义。

新京报:说起理想主义,我记得你在《我的二本学生》序言里说,自己是一个具有精英观念的理想主义者,而讲台下的学生,则是一群毫无精英理念的、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人。这与你刚刚所说的正好相反。

黄灯:是的。从整体来说,现在的学生都在为生存而奋斗,生存跟理想主义本身就是矛盾的,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在他们身上存在某种理想主义。比如在课堂上,我跟学生讲海子的诗歌,他们都很喜欢听,会很动情地沉浸其中。他们能够感受到那种诗性力量的牵引,那些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他们是有触动的。

我把理想主义理解为,年轻时所特有的那种精神层面的强烈需求,比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现在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喜欢自己的父母去搞关系,他们觉得那很龌龊,这其实就是一种不愿随波逐流的理想主义。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

新京报:你在高校任教近二十年,根据你的观察,学生总体的精神气质有什么变化?

黄灯:整体来说,是越来越原子化,精神上越来越孤寂。他们跟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了。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个人跟国家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毕业后包分配工作,还有福利分房。但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网络的隔绝,让学生们孤立无援。读大学、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买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临很多挑战。

我都没法想象,假设我当时面临他们的境况,我会怎么做。所以,他们没办法放松,没办法不焦虑。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来自家庭的依托。正因为在生存状态上越来越原子化,与集体的关系越来越松散,自然而然地,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就越来越冷淡,会更关注身边的小确幸。

新京报:原子化可能还表现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感情比较淡漠,现在的年轻人更强调自我,而非融入集体。

黄灯:是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之间的感情特别好。去外面玩,都是全宿舍一起行动,比如去公园滑冰、野炊,或者在宿舍打牌,集体活动特别丰富。现在毕业二十多年了,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依然很好,就跟兄弟姐妹一样。大学同学群里每天都非常活跃,留在当地的同学,隔三差五还会有聚会。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之间感情如何,没有深入了解过,但可能确实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有学生告诉我,他们在宿舍交流,都不直接说话,而是发微信。我当时听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还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学生跟我说,“黄老师,你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现在一听到电话就紧张。”大家都有电话恐惧症,所以,我现在也不轻易给学生打电话了。

02 “相比贫穷,缺爱更可怕”

新京报:《去家访》写到的十几个家庭,经济状况都不太好,有的父母关系还不和睦,但他们都考上了二本院校。你觉得,家庭能给予孩子最重要的支持是什么?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

黄灯:我在书里说:“相比贫穷,缺爱更可怕。”当然,如果我对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说,“其实精神更重要”,我会觉得这句话有点假。因为如果连基本的物质条件都没法保证的话,那些孩子直接就没有机会读书了。书里写到的很多学生,他们的父母都要花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来获得物质上的基本保障,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同时我又观察到,那些留守儿童和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孩子,精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见过很多留守儿童,有的跟着爷爷、奶奶,有的寄养在亲戚家里,有的独自一人生活,有的甚至还要照顾弟弟、妹妹。

我记得有个从小留守的学生跟我说:“我是一个人长大的。”这句话让我很震惊。这些孩子看起来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他们的内心阴影其实是很大的。哪怕他们后来上了大学,童年的伤害依然会在。相比之下,有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父母给予了孩子足够的关爱,孩子可以活得很阳光。所以,我才说“相比贫穷,缺爱更可怕”。

新京报:这些底层家庭的孩子能考上二本学校,其实已经超越了身边的很多人,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的。

黄灯:真的是这样。以前我不觉得,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和同事,大部分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家不会觉得考二本有什么难度。但是,当我对二本学生的成长经历有了更多了解以后,我就觉得他们实在太了不起了。

像书里写到的何境军,他就读的廉江市一中,全校有1600多个学生,但一届学生考上本科的才20多人。理科考得最好的,进了华南农业大学(一本院校);文科考得最好的,只能进广东金融学院这样的二本学校。

他当年就读的初中,两百多名学生,能考入廉江一中的,只有10个人。必须是初中重点班的学生,才有可能进入高中。而要进入初中重点班,又必须在小升初考试中排进前120名。他的一些小学同学,因为没有考上初中重点班,就辍学了,从此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太大了,竞争太残酷了。

小静的妈妈骑摩托车带黄灯去茶园。(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根据你的走访,那些从贫困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有何共同特征?

黄灯: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我走访了那么多家庭,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这些学生的父母都很重视教育。以前我会觉得,只有中产阶级的父母才重视教育,他们会拼命地“鸡娃”。去家访后,我才发现,那些能够考上二本的农村孩子,他们的父母同样很重视教育。只不过他们“鸡娃”的方式,不是去买学区房、报补习班、参加各种竞赛,而是自己拼命赚钱,让孩子有条件读书,并且,他们会尽可能多地陪伴孩子。

比如,书中于魏华的爸爸,专门从东莞回到兴宁老家,陪了孩子两年,因为于魏华小时候调皮好动,根本坐不住,不能安心学习。他爸爸担心他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就放弃了东莞的工作,专心陪孩子。

等他的习惯慢慢改正以后,他爸爸才重新回到东莞去打工。于魏华的爸爸发自内心地认为,如果孩子不能成才,挣再多钱也没有意义。何建军的妈妈也是这样认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惊人地重视,不计代价地付出,也都有着望子成龙的朴素心愿。

其实,我特别希望有更多家长来读这本书,他们可以借此看到别人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凡是成绩好的孩子,父母通常都是品德好、习惯好、工作勤快、价值观正,不赌博,不酗酒,对孩子的教育很严格。而那些天天坐在牌桌上的,孩子没几个有出息的。

在我访问的所有家庭里,父母至少有一方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能托底就可以了。比如,张正敏的爸爸重男轻女,想让她早点出去打工,但是,她的妈妈扛起了所有的生活重担,千方百计挣钱供她上学。

廖文瑜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她妈妈的坚持,她绝对不可能上大学。因为在她爸爸和爷爷的认知里,女孩子就应该早点打工、嫁人,没有别的路径。他们绝对想象不到,女孩子还可以上大学,可以留在大城市闯事业,他们没有这个想象力。

03 应试教育就像是吃盐比赛

新京报:张正敏和她的哥哥,一个是上进好学的大学生,一个是游手好闲的混混。同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天赋和后天教育,哪个更重要?

黄灯:对于这种差异,张正敏自己都觉得无法理喻。她跟哥哥说,我跟你都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为什么我这么勤奋好学,而你那么懒散堕落?不得不说,这跟天性有一定关系,另外,可能跟男女的自我要求不同有关。

我在大学发现,女孩子往往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她们特别用功,只要有一点点机会,都想要抓住。很多男孩子反而表现得无所谓,出现了阴盛阳衰的局面。我想,这可能是应试教育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

应试教育越来越僵化以后,因为女孩子懂事早,她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强,所以更早地获得了学习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正向激励她们;相反,男孩子心智发育晚,他们过早地获得了挫败感,挫败感会影响他们的元气。

当然,这种结论主要来自我对生活的观察。举个例子,我儿子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说,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法赶上班里的某个女生,那个女生在各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完美。

现在小学的考试,要求学生无比细致,这种应试教育对人的束缚太大了,需要引起警觉。阴盛阳衰不是一件好事,它会反过来影响女生的选择。如果男生整体不优秀的话,很多女生就会觉得,不如不谈恋爱、不结婚。

新京报:应试教育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升学机会,却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你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吗?如何既保证教育公平,又规避应试教育的各种弊端?

黄灯: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但暂时还没有答案。高考变也不行,不变也不行。如果取消高考,采取国外的申请制上学,那么,那些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孩子,马上就会占据所有资源,穷人家的孩子就更加没有指望。

而应试教育如果不改革,那么,每个学生和家长都累得要死,做很多没有意义的训练。就像是比赛吃盐一样,谁吃得多,谁就上更好的学校。这个过程对人的损害是很大的。

教育部肯定也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学生是不怕吃苦的,让他们累一点也没关系,但是,要教给他们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说句不好听的,有些孩子从小练武术、学厨艺,学十年八载,说不定还成才了,可以凭一门技能立足。而一个高中生出来,却没有能够立足的本领。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我也想知道答案。

新京报:如果像德国一样,在更早期就进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流,会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吗?

黄灯:这个办法在德国可以,但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因为德国没有职业歧视,而我们有比较严重的职业歧视。如果要实行教育分流,需要把很多关系理顺。比如,退休待遇要更平等,公务员、国企员工和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养老金要一致。

在德国,一个水电工、泥瓦匠,也可以有体面的收入,他们可以靠手艺养家糊口,也不会觉得低人一等。但在我们这里,表面上说“劳动光荣”,但实际上在收入和福利上区别对待,体力劳动者活得非常艰难,他们自己可能都觉得低人一等。所以,在中国,实行教育分流很难起作用。

黄灯在家访中。(受访者提供)

这本《去家访》,看起来确实是治愈人的,但它叙述了一些基本的事实。那些底层家庭的父母,那么勤劳,那么努力,人品那么好,但是,他们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把孩子送进一所二本大学,而孩子毕业以后,还不一定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去学生家走访,我深切感受到中国普通劳动者太不容易了,活得太累了,他们的付出应该获得更多回报。

04 我们不是毫无存在感的灰尘

新京报:非虚构作家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往往都有很深的关怀。我记得作家梁鸿曾说,自己靠写梁庄名利双收,但是,梁庄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她为此深感歉疚和无力。作家袁凌也是如此,他的书桌上曾长时间摆放着一张矿难死者的照片,他没能帮到那家人,觉得自己对他们有所亏欠,就让那张照片日夜盯着自己。他采访过尘肺病人、矿难幸存者、留守儿童,他们都是一些不被看见的底层群体。我从你的书中也看到这种人文关怀,你对学生有深厚感情,却对很多事情爱莫能助,你是否也时常被一种无力感包围?又是如何化解类似的精神困境呢?

黄灯:这其实是非虚构作者面临的共同的精神困境,我也有,我缓解的方式是做事。我本来没有刻意去当一个作家,是偶然才转向了非虚构写作。在教学和写作之间,其实我更看重教学。

写出他们的故事,其实解决不了太多问题,但是,通过一些课堂实践,我看到一些积极的效果。我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学生的命运,并尽力帮助学生找到安放身心的途径,这种明确的“建构性企图”,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

我带着同事去做一些教学改革,引导学生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然后让他们把思考的结果写出来。通过这样的训练,让学生获得力量感。因为我始终和我的写作对象在一起,更方便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相比于梁鸿和袁凌,我在精神上的困扰会少一些。

新京报:你在课堂上,是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反思的?

黄灯:就是教他们去观察那些被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去思考自己跟周围世界的关系。比如,我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给学生上课,很多孩子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和深圳是什么关系。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到深圳来读书,其实跟深圳有很多深层次的关系,值得你们去思考。

深圳本身就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产物,是因为很多像你们父辈这样的人来到这里,才把它慢慢建设起来的。你们跟深圳的关系,就是你们跟时代的关系。

当我这样跟学生说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豁然开朗,马上就能理解自己是怎么长大的,然后马上就知道如何去写作了。我认为,一个人能建立起和时代、和身边事物的关系,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他会变得特别结实,会感觉生活不是空的,从而获得一种力量感。

我们教文科的,不能教学生实用的技术,但能够促使他们养成思考的习惯,让他们能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成长,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孩子会陷在成见里,比如因为家境贫穷,就很自卑。

我就会跟他们说,其实,穷不是你们的错,也不是你们父母的错,引导他们看到更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当我这样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会更坚定有力。

新京报:年轻人很容易陷入迷茫和虚无,你的这些启发,其实是让他们看到世界的整体面貌,知道历史是如何演变过来的,这样他们就能更精准地找到定位。

黄灯:没错,其实就是建立人生的坐标。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意义的,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我们不是毫无存在感的灰尘,而是一颗实实在在的、可以在大地上着床的种子,我们要建立生命内在的充盈感和力量感,这个很重要。你别看那些孩子长得牛高马大,其实他们的内心是懵懵懂懂的,并没有真正长大。

纪录片《归途列车》剧照。

新京报:你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些课堂实践,对学生的改变大吗?

黄灯:我不能说带来了很多改变,因为我教的不是中文系学生,而是上的选修课,这些学生可能来自汽修、助产之类的专业。可能对有的学生来说,我只是他们学习生涯里的一个过客,但也有一些学生会给我正面反馈,他们会觉得自己被照亮了,生命被激活了。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大学的课还可以这样上。此前,很多人都认为,文科的课就是“水课”,不认为课堂上可以讨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但是,经历过这样的课堂启发以后,他们觉得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被重新唤醒了。让学生破除“成功学”对自己的禁锢,回到“整体的人”的成长,这恰恰是教育最核心的环节。总体来说,课堂效果还是蛮让人安慰的。

05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如何互补?

新京报:《我的二本学生》主要谈学校教育,《去家访》主要谈家庭教育,两者形成互补。你认为,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分别起什么作用?

黄灯:家庭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等,都跟家庭教育紧密相关,这些会伴随人的终生。根据我的观察,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和父母常年陪伴长大的孩子,尽管都有可能考上大学,甚至出现在同一间课堂,但从他们的状态看,那些缺乏陪伴、独自成长的留守孩子,性格往往更为内向、不自信、容易紧张,而那些父母陪伴长大的孩子,性格上则要舒展、自信和从容很多,这就体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学校教育是对家庭教育的补充,学校会赋予学生一种全新的知识结构,提供许多精神层面的滋养,这些是一般的家庭难以提供的。所以,一个人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就离不开学校教育。

尤其对很多农村孩子来说,家庭教育是很不够的,学校教育会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大的变量。正因如此,虽然现在文凭严重贬值,很多人一毕业就失业,但是,对农村孩子来说,读大学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如果他们不读大学,就注定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能去做那些低收入的、极易被替代的工作。

新京报:在我看来,大学最重要的价值,可能不是学到的具体知识和技能,而是视野的拓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比如,书里的张正敏以前很自卑,但受过大学教育以后,她能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庭和人生,并且去关注与他父母同类群体的命运,这种反思意识和能力都来自学校教育。

黄灯:是的。张正敏在大学期间彻底接纳了自己,拥有了直面真实的勇气,去和社会偏见对抗。其实,就算是在二本院校,也有很多出身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们的专业修养和人品都很好。

如果不读大学,他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老师,也无法接触到学术讲座和很多前沿资讯。大学是一个巨大的场域,它跟我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尤其跟农村那种恒常不变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现在的大学教育,性价比和以前比,低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特别强调大学精神那些“形而上”的层面,对家境不好的孩子来说,其实是有点残酷的。他们的父母付出艰辛,把孩子送到学校,眼巴巴盼着他们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现实情况可能远不如他们的预期。当学校教育所提供的支撑变少,家庭教育里面的某些因素就被激活了,它会成为一种新的资源。家庭教育对孩子品格的锤炼,就显得尤为重要。

比如书里的罗早亮,他父母从小要求他勤快、做事踏实认真,不能娇生惯养,这些质朴的价值观塑造了他的性格。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的小学当老师,他内心是安稳而自洽的。

罗早亮和父母。(受访者提供)

他没有抱怨,他想的是如何踏实地把学生带好,把校门口的红绿灯装起来,以免学生被车撞到。他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变化,坦然接受现实的冲击。当一个人没有太多其他可能的时候,家庭所给予的最原初的信念和品德,会成为他们人生最大的支撑。

我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例子。我从小跟外婆长大,外婆对我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与人为善。她不懂得什么“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道理,但她从小教导我不要怕吃亏,能帮助别人就尽量帮,做一个善良的人,不要求回报。

我今年已经50岁了,现在回忆起来,外婆对我的教育真的很有用。哪怕别人占了我的便宜,我的内心也能特别安定。一个人如果对别人善良,就不会为了争夺一点点资源,或者因为掌握了一点点权力,就去害人。

这些朴素的价值观,千万不要以为没用,其实它们很有用。尤其像我们在外面生活的时间长了,会面临各种诱惑,这时候往往就是那些最朴素的价值观,在帮我们做出选择。这些价值观不是来自大学教育,而是来自家庭。

06 学校对老师好,老师才会对学生好

新京报:你曾担任学院院长,你觉得现在的大学管理制度,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黄灯:对目前的大学老师来说,最让人不舒服的是考核太多,标准太僵化。各级部门对大学的考核无穷无尽,高校领导都要疲于奔命,像本科评估、专业设置、专业评估、学位点争取等等,这些考核最终都落到每个老师头上。而老师还要做课题、写论文、评职称、评优秀教师,我亲眼目睹,这些事情把青年老师的活力和热情都耗光了,让他们非常劳累。

新京报:在疲于奔命的情况下,老师愿意在学生身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黄灯:那是当然,他们心情不愉快。有一年,我到西北一所学院讲学,校领导问:如何才能提高老师上课的积极性?我直接说:“你们对老师好,老师就会对学生好。你们不折腾老师,老师就不会折腾学生。”

学校要让老师心情愉悦,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多干活。但现实情况是,老师们经常被各个部门折腾来、折腾去,甚至一些涉及老师核心利益的政策,诸如评职称的条件、论文认定的标准总是人为地变来变去,把老师搞得疲惫不堪。

我算是比较幸运,比较早就评完了教授。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毕业比较早,2005年就博士毕业了,那时候博士还不太多;另一方面,我本身科研能力也不差,而且我很早就意识到,在大学里面,要想得到更多自由,最好的方式是不受职称约束。事实上,我的非虚构写作,就是在评完职称之后才开始的。

其实,我在大学里面算是一个另类。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包括对自己的定位,都跟很多老师不太一样。我不太在乎外界的评价,很少去填那些表格,除非是很简单的、不会折腾我的东西。如果我发现一样东西对我损耗太大的话,我就会放弃,哪怕它的利益很诱人。我宁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才能对学生那么有热情。

07 学习的目的不是竞争,是成长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在课堂上,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黄灯:原因就是他们在中小学阶段被“鸡”得太狠了,整个基础教育过程让孩子很不快乐。有一次,我问儿子,他们班有没有特别喜欢读书的?他说:“妈妈,我跟你说真话,发自内心喜欢读书的,没有几个。”其实,客观而言,我儿子所念的学校一直还比较宽松和人性化,但学生还是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学校存在大量无意义的竞争,比如,片面强调分数,按成绩划分重点班和普通班,在班级内部对学生进行分层,等等。对孩子过早、过细地分层,绝不是一件好事,它对所有孩子(包括那些成绩好的孩子)都是一种损耗。因为分层就是在给学生贴标签,那些没有被分到高层的孩子,会感觉自己被歧视,从而形成自卑心理,甚至因此放弃学习。

电影《我本是高山》剧照。

而对那些成绩好的孩子来说,片面强调竞争,而不是学习本身的价值,也会让他们没有真正的精神支柱。很多学生在拼命考上大学后,很快就陷入虚无和迷茫,就是中小学阶段留下的后遗症。

对于划分重点班,我之所以有那么深的感触,是因为我读高中时就不分重点班。当时,我所就读的湖南汨罗一中只有两个文科班,我们隔壁班出过全省的文科状元,但也有总分100多分的人。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班里,学生的成绩差距可以很大。

很多人以为,成绩差的人会给成绩好的人拖后腿,这其实是个伪命题。虽然成绩差的学生,可能会影响老师讲课的进度,但是,成绩好的学生会因此获得更多自主学习的时间,他们的成绩并不会受拖累。

而且,不同成绩的孩子安排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那些成绩好的孩子,能从成绩不好的孩子身上看到,就算成绩不好,我一样能活得很自在,天也不会塌下来。这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安慰,焦虑得到缓解,这对学生的心灵成长非常重要。

新京报:日本的心理学家岸见一郎,在《幸福的勇气》里也说,不要在同学之间搞竞争,竞争会导致敌对、嫉妒和自卑,有竞争的地方就会产生策略,就可能滋生不正当行为。一个理想社会应该用协作代替竞争,要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身处在共同体当中,建立与他人的友好联系,以及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按照阿德勒的观点,人类最具根源性的需求就是归属感。

黄灯:没错。学习的目的不是竞争,而是成长,同学之间不应该是竞争关系,而是互相陪伴的关系。为什么现在中学生出现那么多恶性的霸凌案件?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竞争导致的,竞争导致互相攀比,怕别人好,怕自己差。大家相互瞒着、哄着,这太可怕了。

当然,竞争不完全是学校管理制度造成的,而是因为有功利的目标在牵引,要上更好的中学和大学,同学不经意间就变成了竞争对手。所以,说到底,需要改变我们的教育环境,要对教育理念重新认识。

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反正大家毕业以后都有工作分配,不存在谁损害谁的利益。但现在的大学,保研名额、考试绩点、奖学金评定,都需要竞争,一旦有竞争,同学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微妙,不再那么纯粹。

新京报:面对这些问题,你觉得大学老师要如何帮助学生?现在很多大学老师,一上完课就见不到人了。

黄灯:我觉得,首先,不要刻意强化师生之间那些负面的东西,新闻媒体经常曝光高校老师的丑闻,但在我看来,90%的老师都是好的。我在广东金融学院做过管理工作,当过二级学院院长和教研室主任,有时候带着教研室的老师做事,没有一分钱经费,但老师们都会积极参与。

我在深职院办工作坊,几位老师志愿带学生写作,还要做很多琐碎的会务工作,同样没有任何报酬。总体来说,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单纯的,老师们都有一个最朴素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好。

其次,关于给大学老师的建议,我觉得无非两条:一是把课上好,学生是来学专业知识的,老师上课绝对不能敷衍,这是底线要求。二是要多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因为学生太年轻了,还没有完全长大,他们有精神成长的需求,老师需要关注这些需求。无论在课堂内外,当学生碰到难处,深夜给你打电话、发邮件的时候,你要及时作出回应。

电视剧《外婆的新世界》剧照。

新京报:你的“二本学生系列”引起很大的反响,你希望它们能起到怎样的社会效应?

黄灯:这两本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我写作的目的,是想让更多人看到二本学生的境况。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已经轰轰烈烈开展了二三十年。

当初扩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让学生在大学里多待几年,缓解一下就业压力。随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学扩招刚好给市场提供了大批优质的人力资源,就业压力得到及时的化解,所以,当时的机遇特别好。但近年来,随着就业机会减少、文凭贬值、房价高企,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真正的挑战开始出现。

二本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最广大的受众,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我完整地亲历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过程,见证了三十年来二本学生命运的变迁,我去追踪学生毕业后的境况,也去走访他们的原生家庭,就是想完整地呈现二本学生所经历的教育图景,去探讨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的命运。所以,这两本书其实是有关年轻个体的生命史和心灵史。

可能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会觉得二本学生的学术功底差,读书不够用功,但是,在读了这两本书之后,他们会知道,其实二本学生也很优秀,也很努力。书出版以来,我收到很多正向的反馈。比如,很多二本学校的学生给我来信,说以前不敢说自己是二本大学的,觉得羞于启齿,但看了我的书以后,他们就敢说了。

中山大学的黄达人校长告诉我,他读了我的书之后很受触动,就在一些场合呼吁大家多关注二本学生,多给二本学生一些机会。在招研究生的时候,不能因为学生第一学历不好,就把他们淘汰掉。

还有好几个用人单位的老板跟我说,他们以后也要多招收二本学生。每次收到这样的反馈,我都很感动。可能我无法改变大的环境,但是,让这种小的改变发生,让更多人关注到二本学生,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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