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云青在上海为加拿大上司寻祖坟记

(本网征文)我的外甥云青17岁作为自费留学生单枪匹马去加拿大闯荡，至今已经六年了。六年中，他在加国的温尼伯和蒙特利尔一人打拼，曾经自嘲自己是只野猫，因为他身边的同龄人，无论哪一个都比他有钱有势，但是，他却有着同龄人罕见的聪明与坚忍，他不仅是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拿到了学位，而且还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听和说法语，并考入加国知名的麦吉尔大学的医学研究院，前几个月又成功地拿到了枫叶卡。我这个在多伦多的姨不仅没有对他有过多大的帮助，相反有时候他还会经常打电话给我开心。当生活中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时，想想外甥云青，心里会敞快很多，还有几多骄傲，也深感当年姐姐的明智之举。

2008春节前，外甥云青在距离上次回姐家三年之后，我们相约着一起又回到中国。这次回家，除了看望三年未见的我的姐姐她的妈妈之外，他还带回一项任务，就是为他的上司Pierre Puthod先生寻找其祖父母葬在中国的下落。

Pierre Puthod 先生是谁呢，他是外甥云青现在所在蒙特利尔车行的一位车行经理。Pierre Puthod的祖父是法国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的祖父作为一名士兵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在风雨中飘摇，这位法国人或许是厌倦了军旅生活，或许是察觉出中国潜在的商机；原因我们无从考证，反正Pierre Puthod 先生的祖父离开了军队，在上海创业。这位精明的法国人以商人敏锐的眼光涉足保险业，开办了一家小小的保险公司。于是乎这位法国人就在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定居下来，并且把妻小从法国接到了身边，住在当时的法租界。

潮起潮落，中国在历经了八国联军入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而此时，Pierre Puthod先生的祖父母已病逝于上海，葬在法租界的八仙桥的外国公墓，也就是现在上海市卢湾区的八仙桥附近的淮海公园。而Pierre Puthod先生的父亲当时正值年少，被新中国的共产主义吓破了胆，他忍痛抛弃家业，怀揣着两副象牙麻将逃亡到了加拿大。据说这两副中国象牙麻将当时卖了一万加元，为Pierre Puthod先生的父亲在加拿大重新创业提供了资金保障。接着，Pierre Puthod先生的父亲在加拿大娶妻生子，其中一个儿子Pierre Puthod先生正是外甥现在的上司。

50多年过去了，Pierre Puthod先生的父亲已经作古。而这位老先生在世时，一直对安葬在中国上海的父母亲难以忘怀，他多次对儿子——Pierre Puthod先生表示：希望儿子能代他到上海打听关于外国公墓的下落，告慰父母之亡灵。而这位Pierre Puthod先生或许是因为事业繁忙无睱顾及，或许是觉得来日方长，反正他在父亲在世之日一直没有成行，父亲的这一心愿也就一直未了。

在外甥即将踏上回国之路的时候。Pierre Puthod先生以少有的凝重的态度将云青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郑重地写下了”Shanghai”(上海), Perrot Rd.(今淮海路) Bubbling Well Cemetary(八仙桥外国坟山)几个字，并写下了他的祖父的名字“Antoine Puthod ”，祖母名字“Marie Kramer”。他委托云青代他到上海寻找他的祖父母墓地的下落。

回到中国后，如何完成这件事，我们颇费了一番功夫。
首先，外甥在网上查找曾经的八仙桥外国坟山位于上海的何处。他发现，这，就是如今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淮海公园。然后，我和我的儿子，云青和我的姐姐。我们4人在2008大年初一登上了D88次从我们中原省会至上海的动车组。动车组是2007年6月18号才在中国出现，也是目前中国最为高档的列车，因此，票价相对也比较可观。好在动车组的速度令人相当满意，当天下午三点我们一行便到了上海。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来到淮海公园。这天，上海的天很蓝，风，也很柔和。公园门口，几位老人坐下树下舒服地晒着太阳。公园大门附近的一面墙上，写着公园简介。“八仙桥外国坟山。1863年由法租界当局建立，位于今淮海中路、普安路。面积约60余亩，内设小教堂。被埋葬的主要为在沪的法国人以及阵亡外籍关兵。租界有一条坟山路(今龙门路)与之相通。195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其拆除，原址建造淮海公园。”然而，那句“195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其拆除，原址建造淮海公园”让我们颇费思量，我们找到公园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打听，一无所获，当天是大年初二，没有正常上班，来的人不知道，知道的人没来。

怎么办？档案馆？地方志？还是其它？
外甥不甘心，在卢湾区的档案馆里找来找去，找出了《上海租界史》、《上海城市建设史》等等，均一无所获。就在我们查阅资料的同时，一位女管理员似乎也在书架前随手翻阅着什么。就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这位女管理员突然叫住外甥说：你看，这些资料对你们是不是有用？

处甥定睛一看，这是本《上海园林志》。其中第二章是“区域性综合公园”，第九节是“卢湾区”。在讲到卢湾区的淮海公园时，有一段文字基本概括了位于淮海中路的外国坟山的历史变迁。而且最后一句话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柳暗花明：“建园前迁墓工作于1957年6月登报公告，同年10月至1958年2月6日将全部坟墓迁至青浦县吉安公墓。”这正是外甥要找的内容，我们此行目的就是想知道，50年前，淮海中路的八仙桥外国公墓究竟迁到了哪里。

那么，青浦县吉安公墓在哪儿呢？女管理员操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在人民广场附近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可以直达青浦县，不过要记住，一定要坐“沪青线”，不可坐错车。大概一个小时的路程。 这时，我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天也就是初三（2008年2月9日）的一大早，我们一行四人来到华侨公墓院内，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点，我们来到回民公墓曾经埋葬过老外的区域。这里，就在我们脚下，正躺着Pierre Puthod先生的祖父母——“Antoine Puthod ”先生和“Marie Kramer”太太。外甥按下快门，并在一棵松树下，掬起一捧土。

老Puthod 先生作为一名士兵，从法国来到中国；“Marie Kramer”太太作为Antoine Puthod的妻子，嫁鸡随鸡来到中国，两人终老在异国他乡。 当年，老Puthod 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百年之后，他的后人居然会从加拿大托人来寻找他的墓地，如果他在天有灵，应该感到安慰。愿上帝保佑他，也保佑所有的人！战争之于天下百姓，是同样的不幸。愿和平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