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邓小平时代的权力核心是“政敌团队”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普利策获奖得主、历史学家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写过一本名为《政敌团队：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天才》（Team of Rivals: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的书，记述了林肯总统如何将政敌罗致帐下的施政风格和智慧，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曾向传媒推介过这本书，据说它也是奥巴马除了《圣经》之外，翻阅最频繁的一本书。看来他将原来的政敌希拉里纳入团队并委以重任，也可以视为是在身体力行这种“政敌团队”式的治国方略。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不知是否不谋而合，胡锦涛和温家宝领衔的十七大搭建的治国团队，在外界看来，也堪称一支名符其实的“政敌团队”。美国外交季刊三／四月号登载了布鲁金斯研究所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研究主任李成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的政敌团队”（China’s Team of Rivals）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如今的中国政治高层或者说后邓小平时代的权力核心状况，用华盛顿最近流行的说法，就是一支“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

07年10月22日上午，中共十七届中委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采访十七大的中外记者见面

该文章说，对于中国的领导层来说，形成一支政敌团队的这种安排，不是一种策略选择，而是新形势下的必须如此。2007年，在将习近平和李克强提到中央核心层来时，胡锦涛就强调了这样一个意思：他们两人所分别代表的不同派别的重要性；以及这样一种认识：只有建立共识才能成功确保，包括习和李在内的所谓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中，不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动荡。

“为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化政敌为盟友，这个亚伯拉罕·林肯的理念和执政智慧，如今已经远渡重洋，在中国媒体上被广泛引用和解读。中国最畅销的的报纸之一“中国青年报”最近刊登一篇文章，称“政敌团队”是一个达成政治妥协的绝妙主意，有助于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和政治生存资本的最大化。

中共高层的这两个集团或联盟，可以被划分为“平民派”和“精英派”。“平民派”目前由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代表。这一派的核心成员，包括李克强、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及广东党委书记汪洋，人们将之称为“团派”，因为他们步入高层的政治生涯都出自中国共青团。这个“团派”，目前在中央委员会里占23％，在政治局里占32％。大多数的“团派”成员都在地方和省级部门任领导职务，那里通常也是比较贫困的内陆省份。很多团派成员在宣传和法律事务上都是長袖善舞之輩。

胡锦涛主席也屬于团派的一员，这一派中的领导人都被视为是胡锦涛的忠实心腹（资料图片）

胡锦涛主席也屬于“团派”一员，这一派中的领导人都被视为是胡锦涛的忠实心腹。80年代初胡锦涛在共青团中央当领导时，“团派”成员多数都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团派”成员长于组织和宣传工作，但是欠缺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经验和能力。在江泽民时代，他们没有得到重用，因为当时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压倒一切的要务。而如今，他们的作用开始被凸显，因为，中国社会不安宁因素增多，政治上的紧张状况和风险都在上升。

而“精英派”是诞生在江泽民时代。尽管该派的两位领导人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政协主席贾庆林很少为外界所知，但他们却都是国家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精英派 ”中，第五代领导的核心成员，包括习近平，副总理王岐山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都被称为“太子党”，因为他们都是前层领导人的后代。例如，习、王和薄的父辈们都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现在太子派在政治局占28%的席位。大部分的太子派成员都生长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并且在金融，贸易，外事和科技行业工作。

尽管太子党成员之间关系并不总是很密切的，但这两派都需要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特别是在民众日益反感裙带关系的时刻，这种共同利益关系把他们紧紧栓在一起了。

该文指出，现在政治局里的六位第五代成员中，三位属团派，三位属太子派。这两派在政策上的分歧就象他们的背景一样悬殊。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中国两股势力在社会经济不同层次上的力量角逐。“太子党”更倾向于帮助增加企业家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而“团派”则较经常地呼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更多地关注诸如农民，农民工以及城镇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

2007年1月17日上午，薄一波送别仪式在北京305医院举行。许多开国元勋的子女前来吊唁（资料图片）

比如，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关切的重点和政策的取向上，有显著的分野。习近平对市场自由化和继续发展私有成分的热衷，在国际商业界里是众所周知的。所以顺理成章的，他把政策关注点更多的放在提高经济效率、保持GDP高速增长、扩大市场开放，促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他还特别在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富人阶层，习近平要让他们高兴。

相比之下，李克强则较关注弱势群体和陷于困境中的失业人群，他意识到建立一个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基本安全网的重要性，并从提供基本医疗开始着手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他要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房，推动经济适用房政策更广泛地实施。对于区域发展，李克强似乎更关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中国人口的密集聚居地。对李来说，缩小贫富悬殊，比提高经济效率要紧迫得多。

当面对一些紧迫的经济问题时，例如面对外部压力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政府如何实施经济刺激方案等问题，习李之间的优先关注和在施政重心上的分歧，将可能显得愈来愈突出。

该文章也指出，尽管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差异，但是，作为中国党政的第五代领袖，“团派”和“太子”党都有着共同的精神创伤:他们同属中国“迷惘的一代”。都生于建国之后，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都还是青少年，政治动乱剥夺了他们正规的在学校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大部分也都曾是“下乡知青”。那时，他们也和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们一起，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当了很多年的农民。

“团派”和“太子”党都有着共同的精神创伤:政治动乱剥夺了他们学校教育的机会，他们也和全国8000万知青一样，下放到农村当农民。（资料图片）

当时，“太子党“的习近平和王歧山就从北京下放到陕西延安的农村,并在那里他们度过了很多年。“团派”的李克强和李援朝是在安徽和江苏最贫困的农村劳动。这种经历如此艰辛而又卑微，也使得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养成了某些品质，如忍耐能力、适应能力、预见能力和谦让能力。他们不仅通过这种不寻常的机会了解了中国农村社会，而且还使他们学习调整自己，去适应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这种调整和适应过程中，他们年纪不大，就学会了如何应对挑战，如何达成妥协。习近平最近告诉中国媒体，他在延安的岁月，对他的人生中具有“决定性”影响，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他们身处中共党内，肯定都了解在那次事件中，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在如何应对学生示威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他们也会认识到，当时党内的争斗反而加剧了危机，最终不得不以政府的残暴镇压而收场。如果说，还有什么事件，对他们人生的影响可以和文革相类似的话，无疑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这些事件，给中共的第五代领袖们的教训有两条：第一，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第二，他们不能把内部的纠纷捅到外头去，向公众暴露他们的分歧。因此，如今尽管这些领袖们之间有着很多的分野，但是有鉴于以往经验，中共的最高层对外还是保持一种团结稳定的状态，力求避免领导层公开显现任何的裂痕，而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