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海外民运的负面影响无法扭转

《多维月刊》特约记者马天成／在海内外公众眼中，海外民运发生了进一步分裂，造成的负面影响无法扭转。这样的后果对我内心冲击极大，我逐渐认识到，这次分裂其实不可避免，这是民运“痼疾”的再次表现，民运已经形成了若干“利益”圈子或派别，涉及到一些人的安身立命和复杂的背景

从观察者到参与者

问：民阵一大以后你做了些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参加民阵二大的竞选呢？

朱：民阵大会后不久，我返回美国，直到1990年10月，整整一年，并没有直接参与海外民运的活动。但是，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民运现状，都十分关注。期间，四个方面的情况对我影响强烈：

第一，国内清查，党员重新登记，开展反对和平演变，导致我对改革开放的形势相当悲观。第二，1990年4月，我和其他三个朋友开车几千公里，对前东欧国家（东德、捷克、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前苏联乌克兰、波兰）进行了实地的考察，目睹了东欧向西欧的移民潮，亲眼看到东欧国家，特别是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社会精神面貌的差距，刺激极大。第三，不断听到民阵的负面信息：错误地判断中国政局的未来走向，有人甚至天真地幻想改变国体，在《民主中国》上，曾经刊登了替代五星红旗的国旗设计方案；民阵的财务制度备受批评;捐款来源不够透明，理由是要保护一些捐款人，或者一些捐款人要求不予以公开。部分财务支出，例如“大陆工作”不透明，理由是“保密”；据说前四通成员把1989年作为“四通元年”，还有人在讲话中称，一二年之内请大家到中南海见面。第四，我所居住的美国剑桥市，哈佛、MIT，以及不远的布朗大学的留学生们，都强烈希望改变民运状况。

1990年10月，民阵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全球第二次代表大会。我既不是民阵的正式成员，也不是民阵的二大代表，但还是决定自己买票前往旧金山，观察和了解。但是，到了会场，见到很多朋友，他们推动和建议我参加民阵第二届负责人竞选，我终于下了决心，报名参加竞选，并以徐邦泰为竞选伙伴。其潜在的思想背景是：第一，我坚信保护人权和保护环境是维持中国进步的两个轮子；第二，海外民运需要有体制内出来的人参与，因为他们有对传统体制及其转型中的问题的直接感受和经验，避免简单地为反对而反对，为对抗而对抗，增加建设性；第三，必须尽可能地扩大海外民运的影响力，阻止国内正在进行的全国性清查，以反对和平演变为名，实为改革开放倒退的局面；第四，以留学生为基础，大家必须认真地学习和实践民主。在竞选中，我提倡“大德大善”反对“厚黑学”，重塑海外民运的理想和道德形象，用团队替代“明星”，大力推动中国国内民主。在竞选过程中，万润南拥有和所能调动的资源，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都比我多。选举结果是，万润南为主席，我为理事长。

问：据说你们之间有矛盾，站在你的角度，主要是在哪些问题上？

朱：是，作为理事长的我和主席之间出现了矛盾，并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用民主的方法运作民主运动，根据民阵二大通过的章程，理事会、监事会、主席构成三权制衡关系。而事实上，理事会权力难以落实，没有常设机构，其运行中心就是我的住地，我的电话和传真机也是理事会的电话和传真。财务拮据，理事会一年两次全体会议的机票和住宿费，都无力解决。民阵的实际运作中心始终在巴黎总部。不仅如此，民阵总部还有一个驻美国办公室，有专职工作人员和预算。

第二，对中国形势判断的分歧，当时的中国政府以极快的速度获得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理解，在美国，不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克林顿政府，虽然在道义上支持中国改善人权，但是，同时也与中国政府对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到1991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困境已经显著改善，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改革开放形成了新的局面。对于这些事实，民阵总部不能给予充分认识，跟不上新的形势变化。

第三，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推动国内民主进程，民阵总部没有真正的安排和行动。

第四，如何有效地运用有限的和迅速萎缩的财务资源。我认为财务制度必须透明，提高公信力。

20年后，分析我们之间的矛盾，彼此的个性，成长背景，思想方法的差别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联合了还是分裂了？

问：你曾经推动过1993年民阵和民联的联合，似乎结果并不理想，甚至失败。这样结果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朱：1992年，我开始考虑推动海外两大民运组织民阵与民联的联合，希望通过联合打破原有格局，改变传统的民运运作模式，削弱“职业民运人士”（即其生存依赖于民运特定捐款，甚至附带特定条件）的影响力，使海外民运不受制于任何其他政治势力，让更多学有专长的留学生参与海外民运的领导，解决民运包括财务管理在内各类“积重难返”的问题。之后，民阵理事会和民联联委会通过，双方共同组成联合工作小组，我和徐邦泰是召集人，成员包括民阵和民联的主席、副主席和监事会负责人。1993年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民阵和民联的合并大会，我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理事长，并兼任《中国之春》负责人。但是，会议期间，原民阵和民联的一部分成员不承认会议结果，包括王若望、胡平、万润南等人以中途退出会场的方式杯葛会议。这次联合代表大会，就程序而言，实现了联合。但是，在扑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影响下，在海内外公众眼中，海外民运发生了进一步分裂，是失败的，造成的负面影响无法扭转。

这样的后果对我内心冲击极大，十分苦闷，我逐渐认识到，这次分裂其实不可避免，这是民运“痼疾”的再次表现，民运已经形成了若干“利益”圈子或派别，涉及到一些人的安身立命和复杂的背景，民运很难建立真正的“游戏规则”，即使有了文字的“游戏规则”，也没有真正的约束力，难以实践。（全文见《多维月刊》印刷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