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2004 年的 5 个重要的关键词

这是个不确定的年代：大国新富、中国交班、全面摊牌、临界拐点、好好活着，被认为是中国2004年的5个重要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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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常用“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作宏大叙事的开场白，关于这个时代，或许比狄更斯更贴切的说法是：这是个不确定的年代。

大国新富

什么最能表达一个崛起大国的光荣与梦想？

是体育。32块金牌以及32次奏响的义勇军进行曲，2004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人挣足了面子。是年，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第一次邀请中国参加，新晋央行行长周小川的笑脸亮相在西方各大媒体的财经报道上。谁也不敢漠视中国这条东方神龙和它蕴藏着的巨大市场机会。聪明的法国人将该年命名为“中国年”。国际媒体给予这个东方古国一系列新的称谓，崛起的大国，世界工厂，全球经济引擎，亚洲新的领头羊……奥运会闭幕式上那8分钟“中国亮相”岂能满足这份腾空的荣耀？张艺谋的被骂在所难免。

媒体欢呼，中国已经迎来继汉朝、唐朝和清朝以来的第四大盛世。但学者们的盛世危言却警示中国已临近危机关头。一个刚刚解决温饱的国家，如何敢称“盛世”？盛世主要的标准应该是周边无对手，周边无敌手。“盛世”的说法只会让人麻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消磨我们进取的勇气。”

与此同时，海外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也鼓噪一时。在国内，官方和理论界则以“和平崛起”理论来应对。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给自己的国家重新定位是困难的。尤其是当中国人获得久违了的大国心态之后。

什么叫大国心态？《参考消息》发表海外华人文章《中国崛起仍须韬光养晦》提出要有五心：即包容心、责任心、自尊心、进取心和平常心。毕竟，就目前的综合国力而言，中国仅相当于美国的1/4，日本的1/2，排世界老七。据说到2025年有望跃居老三，但那是二十年之后的事。

崛起的大国往往最难承受挫折。奥运男篮惨败于列强后，主力中锋姚明不无自嘲：“中国队就像是个穷光蛋，混进一家豪华馆子又被人赶了出来。”对崛起的中国人来说，未来还将面对诸多类似的挫折和由此引起的心理不适。

对新富阶层来说，挫折感似乎离他们很远。最能表达他们光荣与梦想的莫过于时尚产品和它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

一份新生代市场调查公司名为《中国新富市场与媒体研究》的调查报告描绘出中国新富们的一幅肖像：30岁左右、从事管理工作、有房有车、热爱休闲生活、追求名牌、喜欢享受。他们已经成为各城市娱乐消费的中坚力量。国外媒体为这些依靠中国崛起而迅速致富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新词——“华人雅皮士”(Chuppies)。新生代公司判断谁是新富的标准主要有“三高”：高消费、高学历和高感度。高感度也是个新词——对新鲜事物热情洋溢，在时尚杂志上面寻找新的吃喝玩乐去处，提到一件事第一反应就是“上网查查”。

这个新富肖像一改西方社会学理论关于中产阶层乏味、单调的描绘。中国的中产阶层处于上升阶段，拥有一切上升事物的蓬勃朝气，他们敢花未来钱，集体“厌日亲美”，试图跨过日韩直接拥抱欧美文化。广告商喜好用“新中产”来取代以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为代表的老中产。学者们则希望新中产阶层成为中国崛起的中坚力量、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和社会稳定平衡器——尽管他们的人数还不到总人口的10%，尽管他们对政治不感冒，“经热政冷”。

新富们的榜样是地产大腕潘石屹夫妇那样的时髦人物。一位一口气买了潘石屹SOHO公司三套单位的年轻经理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不无羡慕道：“他们不但有钱，而且还有品位。”这对“土鳖加海归”的夫妻搭档创造了中国式的光荣与梦想，他们在北京CBD的两个楼盘成为北京申奥和可口可乐广告宣传片的亮丽背景。

新富的升级版是富裕人士。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里所定义的富裕人士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不计房产)，这样的人在中国已达23.6万，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

最能代表中国富裕人士光荣与梦想的当然是奢侈品。中国奢侈品市场现值约20亿美元，占全球的3%，但国际咨询机构一致认为，中国高档消费品人群正以每年40%-50%的速度增长，中国有望成为第二个日本。在中国，购买奢侈品的大部分是 4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发达国家，这个市场的主导者是40-70岁的中年人和老年人。

劳斯莱斯公司今年9月推出35辆全球典藏版“风影百年”，其中三辆8号、18号和 35号分别在中国京、穗、沪三地拍卖。这款起拍价为998万元人民币的顶级车并不缺乏竞标者。竞标者有来自胡润百富榜上的人物，有的则根本未曾曝光。中国顶级富人的悖论是“又想炫耀但又怕外人知道”，尤其怕被税务稽查员和仇富者们盯上。

新富的中国就像一个第一次穿上名牌西装的男人，得意中透着一丝不适，急于得到认可又有点心虚。

中国交班

2004年，整个中国都在交班。

随着中共第三代领导人退出最后一个权力位置，新的国家管理团队全面接管，外界称之为 “胡温体制”。今年“执政党”一词越来越取代旧的称谓，执政能力、党内民主、亲民路线成了这一年的政治关键词。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共面对着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二是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挑战。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

其中第三条尤为引人注目。在社科院陆学艺课题组2003年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中，干部——其中多数为共产党员，被尴尬地排在了十大阶层之首。陆的分层法认为，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三个方面，干部都占有绝对或至少相对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可以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该课题组2004年的一个尴尬研究结论是“干部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此说法一经抛出即引起热烈争论。虽然随后的采访陆学艺作了补充说明，这个数字低于“文革”前的2.94倍和“文革”期间的 4.23倍。但“2.1倍现象”还是引起了公众不爽的论调。民间小调“年轻是个宝，文凭不可少，能力当参考”，最后压轴的必定是“关系最重要”。学者认为，“关系”这个洋文中没有对应物的社会资源，应从政府官员手中逐渐交出来。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已经是过时的说法。新的说法是“要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政府”。海南的卫留成被报纸称为CEO省长。企业不赚钱就是犯罪(某民营企业家惊人之语)，那么，政府官员管理政府为的就是让别人多赚钱。中国政府正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

2004，联想、海尔、万科等民企领头羊们跨入了第20个年头。20周岁的企业们开了一个论坛，万科喜好登山的总裁王石用“难于上珠峰”发表感言，如果把做企业比作8848的高度，那么万科充其量也不过在6500的水平上。如何抵挡即将到来的企业衰退期成为第一代企业创始人的心病。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交班。和交班串联的另一个关键词是 “二世祖”。那些没有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家族企业面临“富不过三代”的威胁。中国还有多少企业老字号？改革开放以来，能活够20岁的企业已属寿星了。

与此同时，社会各代人之间的交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本届奥运夺牌主力军皆为80年代新一辈。体坛如此，文坛莫不如是，韩寒、郭敬明们的犀利笔锋为“80后”们争得一席江湖地位。“80后”们跟着新时代一起长大，没有任何传统阴影。有媒体看出了其中具有的象征意味：新世代业已长大成人，70年代、60年代们准备接招，迎接这个新来的竞争者。而对50年代们而言，能做的只有交班。游戏规则变了，变得他们越来越看不懂了。

交班的潜台词是“文化传承”，确保交出去的班不会走样。2004年大街小巷都在兜售《奥特曼》、《铁甲小宝》和《蜘蛛侠》，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被别人的文化符号填满。有人企图在这些小脑袋瓜中植入传统文化的基因。新儒学代表人物蒋庆发动 “读经启蒙”运动。质疑者问，中国人都读了几千年的经了，也未见中国现代化呀？读经使人蒙昧，蒙昧是封建专制的基础，何启蒙之有？难道又要回到“五四”砸烂的精神枷锁中去？

全面摊牌

2004是摊牌的一年。一个点球引发一场足球“革命”，一篇香港学者的论文引起一场学界混战，一个地产泡沫的预言让国务院两个部门针锋相对，一次宝马车撞人案触发了网上的仇富浪潮。

中国足球闹剧在一路骂声中终于迎来了 “革命”。一个点球惹翻一连串多米诺骨牌：俱乐部老板们联手摊牌，足协要革命，账目要公开，规则要改变，而球迷们干着急。有评论说本次“革命”属典型的 “精英政治”。足协阎世铎们固然有一千个不是，老板寡头政治就能救中国足球吗？11月17日国足7：0大胜中国香港队后还是断送了中国人2006进军德国世界杯的门票。不去也罢，省得丢脸。

有人看到了中国足球不靠谱的额外价值，认为这种足球“革命”预演了中国社会未来变革的模式。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指出，中国社会生活正在西西里化，即一种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稳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足球决不是缺少规则这样简单。足球圈似乎是中国社会最透明的一个领域，连足球官员和企业家吃饭也会见诸报端，它又是中国最可以进行舆论监督的地方，以至于有人说足球记者是中国最称职的职业记者——一句话，中国足球改革可充当政治改革的试验场。

球可以不踢但房子不能不住。上海1/6、北京1/4、深圳1/3的住宅没人住，同时每座城市都有1/3以上的缺房户，以及排在后面的1亿多等待城市化的农民。买得起的永远多买，买不起的永远不买。这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二元定律。

“目前2/3国家和地区正面临房地产泡沫危机，在所有房地产泡沫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第一。”“中国地产泡沫即将破裂。”摩根士丹利的两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和谢国忠发出了最刺耳的预言。早在2002年，国家发改委就发出中国房地产出现泡沫的警告，而国家建设部则保持沉默。2004，建设部不再选择沉默。建设部的报告指出：中国地产泡沫论并不成立，中国房地产金融危机在可控范围内。

建设部的论调是，房价不能跌，试想，我国城镇已有72%以上的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如果住房降价，首先是广大有房居民因“住房资产缩水”而受到伤害，按揭者形成“住房资产负债”(金融风暴后香港人管这叫“负资产”)。

建设部的官员显然忘了提那些无房者。事实上，建设部和发改委已经在代表两个利益群体发言。两个政府部门发出相反的声音，这种情况近二十年来并不多见。

最大的摊牌来自经济学界。香港学者郎咸平著文呐喊，国企产权改革应该叫停。理由是这已成为少数人掠夺国有资产的捷径。一石激起口水无数，演变为一场混战，最后争论走了题，变成“经济学家是不是富人偷取国有资产的帮凶”。

有个“三分法”把中国经济学家分成三群，一是被政府包养的智囊团，二是商人的高参、吹鼓手，三是自成一统的学院派。唯独缺乏公共经济学家。于是郎咸平挺身而出。此郎认为国家的最大威胁在于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以北大教授张维迎为代表的反对派则认为，国家最大威胁是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有网友质问：“张维迎不知道收了多少私企老板的钱？”

网民的争论似乎预示着这场争论的力量对比，“郎咸平风波”中90%网民站在郎的一边，就是说10%的“私有派”是一小撮。所以不难理解在中国为何“私营企业”改称“民营企业”了。这再一次证明社会话语场的强大压力。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现任霍英东基金会顾问的何铭思在一次声讨贪官时这样总结中国历史：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是没有创造财富，而是有大批人胡乱挥霍财富，使原始资本长期无法完成积累，始终难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改革是为了多数人得到好处。谁得到了，怎么得到的，只有摊牌最能说清楚。摊牌并不是坏事。至于摊牌之后是不是选择“革命”是另一回事。

临界拐点

10月27日的《青年参考》转载了一条消息，朝鲜终于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制了。老一辈人还清楚记得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979年中国农民开始了伟大的改革试验，他们把土地悄悄地分了——中国农民甚至比企业家更具风险意识。

25年恍若隔世，有人著书：中国进入了拐点。

报告《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显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传媒称为盛世危言。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调查的98位专家中，有六成人认为“会有这种可能”。中国社会的风险被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发改委的这份报告将作为国家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4年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榜上，中国的排名由去年的第44位下降到第46位。

国家竞争力徘徊不前的首要因素：企业不起。截至2004，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百分百还是电信、石化、银行等垄断性企业。入世三年，学者认为中国企业本土优势去日无多。全球最受尊敬的50 家公司里没有中国公司，最受尊敬的90家公司里仍然没有中国公司。西方分析家一针见血：全世界一致看好中国市场，但不看好中国企业。诚信问题、创新问题还在其次，主要是体制问题——这里不单指国营体制。

曾为全球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来中国布道，高达3万元的门票并未阻挡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渴望。这位前全球最大公司总裁讲的不过是些商业常识——当然常识是最重要的，就像管理中强调人本身的价值一样，关键在于能否做到。《致加西亚的信》、《没有任何借口》一类书强调的是“老板逻辑”，说到底管理是个文化问题。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本年论坛上发言：中国远非“世界工厂”，只是“车间”。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与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杨振宁博士语出惊人：儒家文化妨碍了科技发展，对权威和传统的过分尊重妨碍了创新精神的发挥。前几年热衷的“儒商”今年又不提了，现在看重国际经验和MBA。

一流的企业生产规则，二流的企业生产品牌，三流的企业生产市场，四流的企业生产产品，五流的企业给人加工。不幸，“世界车间”的中国企业只能沦为五流。一位欧洲老牌企业的首席代表对“中国制造”的欧洲冒牌货无可奈何，“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品牌，中国是一个商人民族，他们着眼于短期，不愿投入建立一个品牌所需的金钱、时间和力气。”中国企业在国内打价格战，当温州人把价格战打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就发生了“烧鞋事件”。

2004年是盛世危言最多的一年。中国的爆炸式需求将改变世界，每年消耗地球一半的水泥、一半的铝、20%的石油以及30%煤碳的增量。“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变成了“谁来供应中国”。

一部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的书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帮……”该书作者将男女性别比例与安全问题挂钩，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该书把矛头直指世界上人口最多、男性比例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 120:100；而正常性别比率应为105:100。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人找不到妻子。这将导致“光棍乱国”，史上有“捻军作乱”为例。

其实，最大的危机是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改观，许多人被甩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而形成社会的“断裂”。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这个衡量贫富差距的系数正以每年0.01个百分点的速度逼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庞大的剩余农村人口之所以未生重大事端，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还有“奔头”。按社会学家陆学艺的说法是“社会阶层高级化”，即：农民当上了农民工，农民工当上了小业主，农家子弟进大学成了白领，白领成了主管，主管成了总经理，总经理成了董事长……

有些人不能忍受这一阶层高级化的缓慢过程，他们选择铤而走险。绑架艺人吴若甫的团伙专绑宝马车主，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开大奔的往往是司机，开宝马的才是车主本人，他们年轻富有、喜欢招摇、大把花钱。可见，绑匪们比宝马汽车的广告代理商更精准地把握了这款汽车的目标消费群。

各类绑架事件、抢劫杀人事件在 2004空前增多。深圳前凤凰卫视副主席周一男的灭门惨案，其直接致因据说是绑架者搜出了一张上写600万元的存折，于是动了杀机。广州棠下的一位下班女工因不肯放手被抢劫者当场斩落手臂，而挎包内只有21 元人民币。在各地社会新闻版上杀人越货者成为常客，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叫“歹徒”。中学生课本上早就教过，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是相互转化的。

好好活着

谁在2004过好日子？

发展经济学理论有一条定律，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富、却越来越不快乐。有传媒倡导，除国民生产总值GDP外还应加上一个“国民幸福总值”GHP，以此完善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

2004全国自杀的人数达28万，自杀是15-24岁年龄组的第一死因。跟这一年中国因车祸死亡的人数不相上下。两者均为全球第一。

在一次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中赵本山坦言：“谁能在中国得到真正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到我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快乐。”这句话从一位大众笑星嘴里说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2004，什么都是不确定的。陕西少年刘亮的宝马彩票一转眼变成了废纸。小刘的“死磕精神”促成了一场彩票廉政风暴。上海的陆德明因一次嫖娼案从大学教授沦为被同情或被谴责对象。同情者说，改革开放都25年了，社会对于性的自由化、商品化，以及对性产业的宽容度应该增大。有人甚至主张部分地承认娼妓的合法性，以减少性犯罪、解决性比例失调、单身者(特别是民工)的生理欲求等问题。

一位社会学家曾一语道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的生殖器。性学专家胡佩诚等提出中国正进入一个“性小康”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说中国社会已进入“性化”高峰，什么皆跟性扯上干系。杜蕾斯的一项调查“中国人平均19.3 个性伴侣、全球第一”则将性炒上了娱乐巅峰。

这个“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祸根。2004无疑又是绯闻年。婚外情让贝克汉姆更受商家宠爱。绯闻后他的商业价值不但未损，反而上涨。绯闻的商业价值随时代标准的改变而升降。中国人的标准正向国际看齐，却又似是而非。

一位娱记在采访“赵饶事件”时直言不讳，“您(指赵忠祥)就是为了娱乐我们大众的”，惹得赵破口大骂：“你混蛋！”影视界、演艺界、体育界或学界，每档事中的“受害人”总是摆出一副“跟你死磕”的架式。且受害程度越深带来的大众娱乐性越强。每一次绯闻炒作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媒体们的狂欢。昨天的绯闻是“把他搞臭”，今天的绯闻是“把他炒香”。只是中国式绯闻多少都带有一点“跟你死磕” 的娱乐精神。

一位酒店老总在一次闲聊时感慨，这都成什么社会啦，男的浮躁，女的蛮横。跟西方走，不是被人家气死，就是自己跳楼死。与其这样不如找到自己的东西。想来想去还是孔夫子。所以他在酒店里挂上“子曰”的红灯笼。“得有点自己的东西。”

今年有180对新人在孔子像前大盟婚誓。在中国孔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回归诚信、忠诚等古朴美德成为时代的呼唤。腐败进入官场，腐败进入学校和幼儿园，连知识分子这个看管社会良心的阶层也在所难免。甘肃出的《读者》，这本几个人摘编的小杂志之所以能风行神州二十年、居全国发行量之首，就是因为它宣扬了一种古朴美德，在社会整合功能上，《读者》是宗教书的代用品。11月25日中国城市突然流行感恩，我们只对具体的人或事有感觉，信仰是虚无缥缈的。

道歉也能成为一种美德。2004流行道歉，绯闻者道歉，足协道歉，官员道歉，连西安彩票案主犯也向全国彩民道歉。对于一个经历十年“文革”灾难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道歉的国家，这是一大进步。道歉的对应词是宽容。宽容总比“跟你死磕”好。

2004，消费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中国人继续在“为情困、为钱忙”的借口下乐此不疲。一句“我能”的广告词响彻大江南北，中国人越来越能，中国游客的豪气令世界刮目相看。物质世界琳琅满目，精神世界空空荡荡。经济增长是9.3%，社会生活是布朗运动。这就是2004我们的现状。

赵本山在那次采访结束时忘不了告诫观众，“别作(zuo)出事儿来，好好活着。”无独有偶，广东的《南方都市报》在年初时发表过一篇社论：“2004，我们只想好好活着”，表达出该报编辑们当时的心态，也昭示着这个风风雨雨年头人们的共同心愿。

那么，2005，继续好好活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