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有人头税后裔说“苦主”不是他们

“人头税”后裔的赔偿问题，至今一直没有明朗化的结果。早前有消息指，联邦政府拟向3,000多个“人头税”苦主的后裔家庭，每家庭赠送相信具有升值能力的、重量以安士计的“人头税纪念金币”，或向这些家庭提供配合升学需要的奖学金，虽然这个传言并未获得政府的确认，但从争取“人头税”后裔赔偿的团体反应看，这个建议并未能获得“后裔”的一致认同。

安省“人头税”家属联盟共同主席刘来增认为：纪念金币方案只是政府放出“测风气球”，联盟方面不会同意这补偿方式。他认为，对“人头税”苦主子女一般而言，政府发放个人补偿款项比颁授金币来得实际，苦主子女收到前者后容易摊分，但后者通常只能透过一人保存，长远可能出现问题或纷争。

据刘来增透露，联盟所推崇的对“人头税”后裔赔偿的方案，首推是政府向“人头税”苦主子女清还（每张“人头税纸”）1万元，其次是向“人头税”苦主子女家属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

而在上星期，加拿大人头税家属会亦在温哥华华埠召集数百人誓师大会，声言向政府讨赔偿的行动，将会长期争取到底，直至人头税后人亦能够得到赔偿。据媒体报道，该家属会共同主席黄天恩认为，保守党的人头税方案未能够顾及已经过世人头税付税人的后人，这是不完整的、令人失望的平反。该会另一共同主席周明辉表示，平反要顾及荣誉与公义，政府要秉承一纸人头税单，一笔赔偿的原则，不能厚此薄彼。

关于政府赔偿“人头税”后裔问题，过去媒体报道多聚焦在争取者身上，对于另一部分提出放弃赔偿的“人头税”后裔的呼声，却报道不多。

作为“人头税”后裔，黄超云、伍求登、赵国源三位老先生，对于刘来增等提出的赔偿设想，却有话要讲。

何谓“买纸移民”？

赵国源和伍求登都是通过“买纸”移民加拿大的，赵先生抵达加拿大的时间是1951年，伍先生抵达加拿大的时间是1954年。

什么叫“买纸移民”呢？这还得简略地再回顾一下“人头税”的历史。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869年，美国完成了横贯全国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当时加拿大西岸英属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多次表示要脱离加拿大联邦加入美国，他们提出留在加拿大联邦内的条件，就是要求联邦政府亦修建一条如美国那样的横贯东西的铁路。为了加拿大的统一，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属下铁路建设公司，在1881至1885年间引进了近10,000修建铁路的华工，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1885年11月7日，连贯东西两岸的铁路打下最后一口枕木道轨铁钉，铁路完工了，约有4,000名来自广东台山、新会、开平、思平（俗称”广东四邑”）客死异乡。铁路完工后，加拿大刚好遇到空前的经济萧条，数千名生存下来劳苦功高的铁路华工不但没有受到联邦政府的器重，相反，当年政府为了阻止华人进入加拿大，对所有入境的中国人开始征收50元的”人头税”（Head Tax），这币税款逐年增加，至1900年增至100元，1903年再增至500元。

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华人征收了整整38年“人头税”后，遂于1923年7月1日通过了《中国人移民法案》，即现在我们所称的“排华法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该法案直到1947年才被终止。

由于“排华法法案”实施了24年，当时有不少华人在回国探亲后，回来报称在中国生下了子女，这中间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报的，虚报者因为手上有名额，这为“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所谓“买纸”，其实就是买“名额”。

当年的华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名额”可卖呢？据安省华人参政会创会会长黄超云先生介绍：“广东四邑”乡亲互相帮助的风气很浓。当时乡下很穷，能到美国或加拿大，不失为一条“致富”之路。“卖纸移民”现象战前有，但大部分发生在战后。当时不少华侨在回国探亲后再回到加拿大时，不管妻子是否怀孕了，都会向政府报称自己在回国探亲时令妻子怀孕产下1名，或不止1名的子女，目的是先占个名额，以利于日后帮助乡里乡亲。

从1947年“排华法法案”终止后，联邦政府同意居住在加国的华侨，他们在华18岁以下（后来放宽到21岁）的子女，只要在加国有登记的，都可以申请来加。这个决定等于为“广东四邑”的穷乡亲打开了一道“逃生门”。当时有部分适龄加国华侨的在华子女，凭著父亲在加国的登记，顺利踏上来加之路，这是合法的移民者。还有部分是非法的移民者，他们通过“买纸移民”，达到抵达加国的目的。这部分人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他们确实是华侨的子女，因为超过法定的年龄，只好找到有多余名额的华侨，通过购买（按100元1岁的价格）名额，申请来加；其二，他们虽然没有亲人在加拿大，但通过购买“名额”，成为乡亲叔伯的 “冒牌子女”，改换姓名，隐瞒真实岁数，达到移民加国的目的。

据伍求登先生介绍，他一家原生活在印尼，当年他的舅公问他阿爷借了500元移民加国，后来回唐山（中国）三次，回到加拿大后，向政府申报有三个子女，分别是李国麟、李国华、李国安三人。1954年，印尼排华，伍求登以2,100元的价格，向他舅公购得移民权，以他舅公二儿子李国华（时年21岁）的身份移民加国。

伍求登移民加国后，一直使用“李国华”这个名字。“直到1966年，政府鼓励买假纸的移民坦白，可以恢复我的真名，我才改回我的名字。”

同伍求登的情况有些不同，赵国源的父亲是在战前花了500元买假纸移民加国，时间大概在“排华法案”实施前，之后曾4次回中国探亲，回到加拿大后报称生下四名子女（实际上只诞下两名儿子），1947年后，赵国源父亲除申请了他的儿子赴加后，亦卖了两个名额出去，所以，赵国源在加拿大有一名“假哥哥”，一名“假妹妹”。

发生在伍、赵两家的故事，并不是简单的个案。黄超云先生说，五十年代从中国移民到加国的“人头税”后裔，有近80％以上是“卖假纸”移民过来的，而伍卓生先生（他于1947年由父亲按正当手续申请来加）认为：“有没有80％不敢说，但起码是60％至70％以上。”

所以，黄超云、伍求登、赵国源约请记者采访的目的，是希望说明：“人头税”后裔要求政府赔偿的要求有不合理之处，因为政府在“人头税”后裔的身份甄别上相当困难，如果连身份都无法甄别清楚，赔偿又怎么履行呢？

我们不是“苦主”

伍求登认为：“人头税苦主”这个词以前并不存在，是2005年才出现的。如果熟悉当年“广东四邑”的乡情，“苦主”两字就不存在。

赵国源完全赞同伍求登的看法。“什么是苦主呢？当年在乡下，民不聊生，人人争著出洋，这才造就了这么多人花钱买身份出来。能出来的人，都是幸运的人，出不来的人，才是苦主。”

黄超云强调：“加拿大政府在过去设立‘人头税’和通过‘排华法法案’，确实是对不住中国移民，是歧视。但现在既然政府已经承认了错误，对在生的‘人头税’当事人和遗孀亦作出合理的赔偿，并且承诺新设立的社区基金中，将体现对’人头税’后裔的帮助，这已经足够体现政府对我们华人社区的尊重和重视。今天我们应该以华人社区的发展大局着想。

“我们都不主张对‘人头税’后裔履行赔偿，因为牵涉面太大。那些‘卖假纸’的人，他们本身就已经欺骗了政府，亦赚了非法的利润，现在还要政府赔偿给他们，这么做理直气壮吗？凡事都有个适可而止，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们应该站在国家利益立场上去多考虑问题，而不应该基于狭隘的个人利益立场。”

伍求登认为：“其实政府对我们已经相当宽容，当初接受我们坦白，允许我们更正资料，亦不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政府能从全局出发，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全局出发呢？刘来增先生亦是我们这一批买假纸过来的，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良心，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生活得怎么样？

“我有四个女儿，以前我经过多伦多大学都会想：小时候我没有读书的机会，希望我的孩子能进入这里读书。结果后来我的这个愿望都实现了，我的四个女儿都毕业于多大，大女儿现在保险公司工作，二女儿是会计师，三女儿在银行工作，四女儿在美国太空署工作，我想说，加拿大令我一家的生活很幸福，我们应该感谢政府，报答政府，而不是要政府赔偿。”

赵国源呼吁：“华人社团为华人做事，我不反对。但我希望大家应该珍惜今天的环境。今日在生的‘人头税’后裔，大部分是在五十年代过来的，他们之间有多少人是真正‘人头税’后裔，政府清楚，当事人内心更清楚。中国有句话，叫落地生根，意思就是要融入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应该想想，这个国家令我们的家庭欣欣向荣，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对于这样一群“人头税”后裔的呼声，华社是否也应该重视呢？

（木然）

源自木然博客“随手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