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市长不遗余力 2大媒体操守遭质疑

漫长的暑假已行将结束，头脑精明的商户在Back to shool的促销中又赢得了商机，多伦多市长福特先生的吸毒传闻风波，在经历了猛烈的急风暴雨之后，也进入了相对的静寂期。然而，在不久前的传媒大围剿风暴中挑起火头、一马当先的《多伦多星报》以及随后紧跟、火上加油的《环球邮报》却因为是否秉承专业操守的质疑，而要面对由行业机构举办、社会大众参与的公听调查会了。

据报道，由于接获太多投诉的原因，安省传媒议会（Ontario press council）将于9月9日的上午10时和下午1时，在以新闻学专业出名的怀雅逊大学（Ryerson University）的Sears Atrium分别就《多伦多星报》和《环球邮报》的新闻专业操守问题，举办两场公听会。

安省传媒议会的行政总裁柯迪（Don McGurdy）强调：公听会的目的并非要决定这两家媒体有关福特以及福特家族吸毒、贩毒传闻的报道是否真实，而是希望通过公听会，确定这些报道是否符合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守则？是否出于公众利益？是否做到了尽力确认事实的准确？从而消除社会大众对传媒一再作出不道德、不负责任报道的疑虑。

在加拿大近几十年的新闻史上，新闻媒体因为文章被投诉，而受到行业协会举办公听会的“特别对待”，还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也说明：当前个别传媒以不尽不实、有失公正的报道污染读者眼球的现象，已经到了社会难以忍受的地步了，媒体的公信力也由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为了维护媒体的声誉，挽回公众的信心，安省传媒议会也唯有以“刮骨疗毒”的方法进行自我检讨了。

尽管安省传媒议会的这两场公听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媒体为了自己目的一惯以偏颇方式做新闻的歪风，也不可能让他们从此懂得公平对待与自己理念不一致的政党、政客，但这样的公听会或多或少会让社会大众对目前传媒界的乱象引起警惕。

作为新闻媒体或者报纸，应该怎样恪守专业准则，写负责任并且符合公众利益的报道？这是件说到容易做到难的事。即便一家历史悠久、经验老道、广受欢迎的媒体，有时也会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所谓媒体的客观公正有时就是新闻学教授在课堂上的高调和理论。然而，即便媒体做不到绝对的公正，也不等于就可以凭着自家的一己想法和政治倾向乱写东西。任何时候，无论什么原因，媒体的报道都应该不脱离经得起验证的事实基础。在新闻报道求真、求快、求深的三大原则中，“真”才是最重要的纲领，如果没有了“真”，报道写得再漂亮、再感人、再触目惊心也等于废话一通。《多伦多星报》和《环球邮报》在福特以及他的家人的吸毒、贩毒传闻的报道上，就显然违背了新闻报道“求真”的准则。

这两份所谓的大报，一份以只有自己的记者“看见”过的模糊不清的视频为依据，既不寻求第二和第三方消息来源佐证，也不再做任何深入调查，就以肯定的写法公之于众，将福特市长形容成了吸毒者；另一份则以几位匿名人士关于三十年前的传言为基础，不向警方和任何信得过的机构求证，就确定福特市议员也曾经有贩毒史。这种做法不仅亵渎了新闻的专业准则，也同时伤害了当事人，更冒犯了无数对媒体持信赖立场的公众。因次，对这两家媒体的做法，不仅要检讨，更应该予以谴责。

作为民主社会的重要一环，独立的新闻媒体是使这个社会能够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之一，他们的社会监督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完善。然而，如果媒体因为理念和政见的不同，而滥用自己的监督手段；因为追求轰动效应的原因，而不顾事实的准确乱写文章；因为竞争和销量的考虑，而故意拿公众人物开涮。那么，这样的媒体对社会就不会有任何益处，更有可能成为依附在健康社会躯体上的毒瘤，《多伦多星报》和《环球邮报》关于福特以及他的家人的报道就是最典型的“毒瘤”式的新闻。

在今年春季的主流媒体围剿福特市长以及福特议员的大战中，我们的许多华文媒体也没有表现及格。有的媒体为了跟形势，对于主流媒体上明显的“毒瘤”式新闻，不加辨别、照版宣科、拿来就用；有的媒体则为了抢眼球，将《环球邮报》的那篇可以在新闻学上打零分的福特议员贩毒传闻的报道，全文翻译，并配上耸人听闻的“福特家族贩毒揭秘”的肯定性标题去撩拨读者的猎奇心理。如今对于《多伦多星报》和《环球邮报》如此“不专业”的做法，安省传媒议会准备举行公听会，那么对于我们华文媒体的非专业表现，所谓的加拿大华文传媒协会，是否也应该予以检讨呢？

资源有限、力量薄弱，这是加拿大的不少华文媒体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这一切客观原因不能、也不应该影响对新闻专业原则的坚持。如果我们的华文媒体只是满足于不动脑筋、不辩真伪，只知道抄抄各种网上的八卦，只要主流媒体的东西都全盘接受，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就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媒体就永远长不大、永远不会成熟。最终难免会落得放在超市没人买、没人拿，过了周末就被人当作废纸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