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政治成过去？上海不再是常委基地

中国农历年前，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七常委全员出席吸引了舆论的注意，同时就在这个中共大佬齐现身的重要场合，这次会议增选原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书记杨晓渡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这项人事任命证实了此前的外界部分传闻，由此而引出的上海政坛是否会在2014年面临一次大调整也值得观察人士注意。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上海从中共建政之初就作为中国“京沪”双峰政治的一极，成为重要的存在。上海走出的高级官员，从早期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上世纪90年代的江泽民、陈良宇，再至今天的俞正声、韩正，都在政坛上一时地位显赫。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主政时期有所谓“上海帮”的说法，一大批官员从中共上海市委和政府的领导岗位提升至中央高层，使其派系印象十分鲜明。再加上自民国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中心，谁主政上海谁就有底气在政坛掌握一定的话语权，进入聚光灯下，因此直至当下，对于上海官场的剖析一直是观察中国政坛的“重地”，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也是为什么杨晓渡的调动能够凸显一种“小气象，大格局”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情况从2013年开始发生了改变，上海在中国政治中的分量将逐步下滑，其作为“常委培养基地”的地位也将不复存在，例如“上海帮”这样的地方派系说法将正式告别中共舞台，中央权威将获得进一步集中，“政治现代化”元年开启。

传言——他们是谁的棋子

中国政治的土壤盛产传言，上海亦不例外。

自中共十八大上俞正声进入中央，成为常委之后，实际上，上海政坛一直是传闻多多，消息不止。尤其是韩正接任上海市委书记与杨雄“回炉”担任上海市市长，都被解读为违反政坛“惯例”的人事变动。

出生于上海的韩正可谓是沪地土生土长的政治家，其政治仕途从未离开过上海，并在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成功举办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被认为有着管理上海这座城市的丰富经验。并在2006年陈良宇案发生后“临危救火”，暂时代理过市委书记一职。事实虽是这样，但国家自有纲常在，除少数民族自治区个别官员外，韩正这样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官员执掌家乡，在中共政坛近年极为罕见。

另外一个破例是杨雄的意外“回炉”。杨雄与上海数位前市长黄菊、徐匡迪、陈良宇及韩正一样来自浙江但、成长于上海，但在当时，已满60周岁的杨已到副部级年龄极限，而且他既不是上海市委常委，又不是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按照中共现在的惯例，没有这一资格的人基本上是不能出任省部级正职的，尤其是不可能担任上海这么一个重要的直辖市（其一把手往往是政治局委员）的正职二把手。更何况韩正这位本土政治家已经主政上海，在中共的政治规则中，同样是上海土生土长的杨雄就不适宜接替市长职位。但是最终结果还是让人“跌破眼镜”，杨雄以“非中委”的身份成为了上海这个中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政府首脑。至于杨雄为何又再度“破例”上位，外界有关他与江家关系密切的传言又再度流传。

当杨雄和韩正的位子看似刚刚“坐热”，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北京方面再度传出“南天门上的消息”——称韩正可能上调北京，有望出任改革小组副组长；时任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杨晓渡调北京任中纪委副书记；而上海市委书记将由副书记李希暂代，甚至一度维基百科将“李希”的个人简历更新为“2013年11月，李希接替韩正出任上海市代理市委书记”。

传言的背后是舆论对于政治势力的猜测。因为作为四个直辖市之一的上海，其市委书记一直由政治局委员担任。如果李希上位，那就必然被外界看做是习近平洗牌上海政坛的重要棋子。上海政坛的大变天，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而韩正在过去一年间的种种行动似乎也在“隐证”其对习近平方针的“消极态度”。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畅谈“深化改革”，为11月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风。在此次会议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和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皆到场，唯有上海市派市长杨雄参会，不见韩正身影。据查，韩正当天是在上海宣传习近平的“群众路线”，证明韩并非因公无法出席。这一情况在当时即引起了多方猜测。

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开启整风运动后，各地大员和宣传部门都开足马力，如北京的郭金龙、广东的胡春华、重庆的孙政才及天津的孙春兰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于整风的支持，《北京日报》甚至在8月28日至9月9日期间连发六篇评论。但是相比之下，韩正所主政的上海，在当时却处于一个相对消极的状态，仅仅在《解放日报》发出一篇《凝聚共同的“精气神”》了事。

在9月23日到25日，习近平前往河北省参加省委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更是为各地树立了标杆性的榜样，各省省委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洗洗澡、红红脸”的过程。反观韩正，又是几乎拖到了最后，在近半个月之后的10月11日至12日，才带领上海市委常委们在专题会议上对自身存在的“四风”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传言中，韩正和杨雄被看做是以江泽民“上海帮”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代表，李希、杨晓渡以及被调入中央，成为习近平“贴身大秘”习办主任丁薛祥被看做是新兴势力的代理人。“此消彼长”、“取而代之”的戏码背后被一些媒体演绎为是两股政治力量为争夺沪政坛的对抗，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韩正与杨雄的上位能够破例的理由。可是事实果真如此？

现实——习近平对上海官场态度几何

任何对于政治的判断都不能缺少证据的支持，而中共政治的云山雾罩更需从官员种种行为中进行推测，或许并不准确，但毕竟是有章可循。

习近平对江泽民的态度是怎样的，一直是困扰很多观察家的问题。实际上正如多维新闻此前得到的消息那样，习近平仍然对江泽民保持了中共传统中“敬老”的态度。尤其在法办周永康和封杀纪录片《较量无声》的过程中，习近平都是在征求到江的意见或者出于尊重的态度后，才分别进行处理的。而江泽民亦作出了“投桃报李”的动作。2013年7月3日，中国外交部网站罕见地援引“知情人”消息称，当日江泽民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携家人举行了家庭式、“庄园式”相会，谈得“很轻松、很真诚”，谈话涉及内容“很重要”。在这次“重要谈话”中，江泽民夸奖习近平在处理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表现“果断决策”，基辛格亦盛赞其“坚定意志和勇气”。

在中共的政治环境中，任何领导人的讲话都并非信口而言，必是字字斟酌，考究再三。在这些表态中，江泽民对于习近平的肯定已经显露无疑，而江、习二人的这些互动，已经可以打破政坛之上那些有关中央和上海是是非非的政坛谣言了。

另一方面，从习近平对上海官员的态度来看。首先是他对于丁薛祥、李希等人是极为信任的。尤其是丁，他上调中央一度被看做是习充实自己“团队”的“五马进京”行为。至于李希，虽然以目前他的履历与各方所接纳的程度可基本判定，尚是中央候补委员的他还不具政治能量全面掌控上海。但是在传闻中，中央2011年将李希调往上海之时，他就是习近平安排在上海的一颗重要棋子，待习势起之时必然会得到重用。

最为关键的是习近平是如何看待现任的上海政坛一、二把手韩正和杨雄的，虽然在外界眼中，看似韩正等人对习是“消极”应对，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中共31个省的地方大员中，韩是第一个表态对习“效忠”的。

2012年1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名流”版面里出现了一篇文章《上海人韩正》。文中着重强调了韩正讲话中提到了两个“凡是”，即“凡是中央要求的，上海必须严格做到；凡是上海能做得更好的，必须结合实际修订已有规定”。

随后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更被认为是中央送给上海的一个大礼。据大陆媒体报道，3月下旬，李克强出京考察即前往上海。一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行程完结后，李克强向上海方面透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想法，令上海官员感到“受宠若惊”。

与之相呼应的是韩正和杨雄在多个场合开始频频谈及“中央”。杨雄率先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对外公开透露李克强在上海自贸区上的态度——“当时他（总理）一再问我，上海是不是要改革，我说是，态度是表得非常坚决，我说我们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

随后的2013年11月11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总第577期），刊发为《韩正谈上海自贸试验》的文章对韩正进行了专访，访问中韩正又谈及了习、李、俞、张、汪等中共高层在上海自贸区上的态度，树立他们“改革者”的标签。甚至罕见透露整个自贸区的筹备环节是“总书记还专门听取了汇报。到7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讨论；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专门讨论。决策如此迅速、如此快、如此高层，这一次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推动，总书记、总理直接推动，要不哪有那么快”。

对丁薛祥、李希重用，对韩正、杨雄信任，将“二次改革”第一块蛋糕上海自贸区送给上海……一系列现实的背后是上海政坛对于习近平的“臣服”，恩威并施的结果使上海政坛再次迎来了一次变局。

变局——双峰政治时代结束

在中国学者杨继绳所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共高层形容为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双峰政治”。实际上，远比邓、陈之间更为激荡的是中国政治中北京与上海两地政坛所形成的“双峰政治”格局。

作为中国首都，北京“超脱”的地位自不必说。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曾经的所在地、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经济中心、工业基地，凭借独特的政治传统和地理位置，也一直在政治版图中扮演与北京“南北应和”的角色。文革时期，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帮”就是将上海作为“根据地”，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权倾朝野，上海方面甚至一度在“四人帮”被捕之后有欲发动军事政变的企图。

1989年之后，江泽民、吴邦国、曾庆红、黄菊等上海官员陆续进入中国政治的权力中心，据统计，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的31名常委中，有6人有过在上海工作的经验，比例高达19.3%，远超其他省份之上。

正如多维新闻在之前一直强调的那样，今日之中国，更需政治上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意识并非会议上谈谈，报告中写写便可成真，更需从意识到政局的转变。在未来中国之政坛，不需要再有主弱臣强、下不服上、老人干政等政治潜规则，而是更加依赖古老中国政治智慧中留下的公务员制度，依赖政令的上下畅通；在未来中国之政坛不需要再有上海帮等地方派系，政治家的选拔应该更加依靠能力和制度的优胜劣汰，是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必然结果更加呈现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中国梦色彩。

因此可以说，在中国经济遍地开花，上海不再是“头马”的大背景下，习近平的强势上位和上海中生代官员的“青黄不接”，宣告了近50年的这种京沪南北“双峰对峙”政坛各局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