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人花大钱 买不到外国人好感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大跃进，官方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寄托在GDP的增长率上，而上层建筑、信仰和价值观领域则危机重重，乏善可陈。

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已经超过两个星期，《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导火索，该协议全文共4章24条及2项附件，大陆承诺对台开放80项，多于台湾承诺对大陆开放的64项，开放程度甚至高于对WTO（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水准，涵盖行业类别之多、开放力度之大，用海协会会长陈德铭的话说就是：“在大陆已签署的类似协议中，前所未有”。但就是这么一个大幅度让利的协议，台湾人却并不领情，不仅学生占领立法院，台湾TVBS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该协议的只有35%，反对的则有42%。

看起来一片好心，大笔一挥银弹滚滚，但对方非但不领情，反而质疑你包藏祸心，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对台事务上，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情况也差不多。2003年香港经济因为沙斯（SARS）的影响一蹶不振时，中央政府开放了“自由行”，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挽救了香港经济，并让香港成了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但时至今日，这一系列惠港措施却成了离间两地人民感情的催化剂，在香港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再放眼中国多年来的外交实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却勒紧裤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小兄弟。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了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而当时中国人的年均收入才200多元，这样慷慨大方的结果却是反目成仇，越南更是跟中国兵戎相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战费开支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中国对朝鲜可谓仁尽义至，但朝鲜对中国的不尊重却是世人皆知。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到任何西方国家访问，几乎都携带着大笔的订单和经贸协议，对方的欢迎仪式也总是异乎寻常的热烈，但中美、中欧、中日关系却再也回不到1980年代的友好局面；而在那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跟今天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

在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外妄自尊大，不愿平等地对待别国，却又面子大过天，只要对方恭敬有加，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给予物质上不计成本的馈赠。直到今天，这种心态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但现实是，中国花了大量的金钱，很多时候也能赢得表面的风光和形式上的尊敬，却得不到对方发自内心的好感和亲近。今天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是很多国家的最大债主和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不仅在世界上没有几个靠得住的朋友，而且很多时候，那些得到中国最大优惠和照顾的地方，也是对中国最反感的地方。原因何在？

首先，中国的援助和优惠政策，很多时候并没有让普通人得益，而是更有利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香港回归以来，惠港措施除了让旅游、零售等少数行业得益，让大地产商赚得盆满钵满以外，普通港人受惠有限，却要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和大量内地游客涌入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对台政策同样造就了旺旺、鸿海、鼎新等大财团的成功，但台湾民众的平均薪资却在近十年间不进反退，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降至2万2000台币（折合918新元）。由于个人利益是具体的，而整体利益是抽象的，香港人反自由行、台湾人反服贸，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在国际事务上，由于中国的援助和贷款等并不附加条件，在一些内政不透明的国家，客观上就可能会被腐败的政客所盗窃和挪用，无法惠及普通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在其他国家援建或承办的工程，都要求使用中国的工人、工程师和建材，当地人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和赚钱。2013年底，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拉美期间，英国《金融时报》引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说，中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额，在2003年至2012年间增长逾500%，达到近5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年内还将有更多工程动工。但该文同时也引用了圣基茨和尼维斯（The Federation of Saint Kitts and Nevis）旅游与交通部长里奇斯凯的话，字里行间流露出加勒比海国家对中国大陆的共同担忧，这位部长表示：“如果台湾为了某个基建项目，向你提供贷款或无偿援助，它会根据项目本身的价值作出决定，而不会坚持让你引进他们的工程师或工人，将他们国家的一部分安插到我们国家。”

其次，中国在对外援助上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做法，实际效果不见得好。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如果你每天给一个乞丐1块钱，偶尔有一天不给了他就会怨恨你；从来不给乞丐钱的人，偶尔有一天给了1块钱，乞丐反而会感激。这种心理学上的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中国一直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但问题是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慷慨援助，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美国的援助很多都附加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美国的盟友却遍天下。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另外，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援助，在他国内政出现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时，客观上就成了助纣为虐，会自损形象，导致作茧自缚的结果。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遭遇的尴尬就是明证。

第三，中国政府在处理内政上的糟糕手段，使得对外的很多甜蜜的宣示缺乏说服力。此次台湾学生对服贸的抗议，很大程度上肇因于学生、民众对中国的想象。这些想象当然有不理性和妖魔化的成分，但又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过去大陆政府的作为，日积月累之下，就成为难以打破的刻板印象。香港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人们从理性上承认香港经济离不开自由行，但在“六四”、李旺阳等事件的背景下，港人已很难对中央政府的善意全盘接受。这种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恐惧，不是连战、梁振英多访问几次北京就能化解的。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大跃进，官方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寄托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上，而上层建筑、信仰和价值观领域则危机重重，乏善可陈，无论是儒家、共产主义、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无法起到精神支撑的作用。至于官方津津乐道的“和谐”理念，在现实层面则沦为不惜代价地维稳和压制不同意见，同样缺乏感召力。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就成了中国最能拿得出手和最得心应手的对外政策工具。不计回报地大把撒钱，很多人也觉得不妥，认为中国应该树立让世界认同的国家理念和价值观。道理是没错的，只是在中国国内都没有像样的价值观的情况下，你又如何指望它在海外能一夜之间变出这一套来？还有很多人指责中国政府对外凡事打哈哈，遇事不出头，不能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但这同样是中国在国内奉行的“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投射。一句话，中国政府在海外的所作所为，往往不过是其国内行为的延续而已。 （本文作者赵灵敏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