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致南海争端 美心忧中国吃饭砸锅

南海仲裁出炉，中国在重申一贯的“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三不原则的同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临时仲裁法庭“黑材料”广而告之。域外国家美国，额手称庆，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执行裁决结果。当然也少不了扣一顶大帽子，中国一向标榜的——负责任大国，现行国际体系的负责任大国。

现行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实际获益良多。美国多次批判中国搭便车，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好处占尽，却不尽义务等等，实际是美国埋怨中国不愿意套上现行国际秩序这个“笼头”，于秩序内外来去自如而不湿身，很是恼火。仅仅是来去自如，占便宜并不是问题，丘吉尔早就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有利益就有共识，最令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吃饭砸锅”，另起炉灶，毕竟中国是被动卷入这个体系的，也不是规则制定者。中共自从登上世界舞台就一直在宣称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几十年如一日。

穿上西装就是绅士？

一部现行国际关系史，就是西方秩序的扩张史。自十五、十六世纪新航路开辟，伴随西方殖民扩展，西方价值体系被推向世界，由西方体系的一统江湖，而成为“普世价值”。在这样的殖民体系之下，所谓国际关系不过是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所谓国际秩序不过是几个欧洲大国，关起门来协调利益的暗箱操作。

既然是协调利益，基本也就是到了利益不可调和，甚至大打出手之后的妥协。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瓜分世界的教皇子午线。不过，真正能使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商量欧洲秩序，有赖于一位强大的共同敌人的出现——拿破仑。

历经六次反法同盟，双方约1800万人参战，近400万伤亡，终将科西嘉小巨人流放。获胜的四大欧洲强国代表，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奥地利首先梅特涅、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普鲁士总理哈登堡亲王，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形成了名为“欧洲协调”的新秩序，维持大陆势力均衡，奠定了欧洲框架，乃至世界秩序。为了维护这一秩序，血腥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在殖民地的残暴掠夺，无数人为之埋葬。

以战争强权建立起来的均衡，终将被新的权力打破。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均衡，英国联合法国、俄国、美国等，以近7000万人参战，近4000万伤亡，几乎使欧洲流干了血为代价击败德国，建立了“国际联盟”这个新的“协调机制”，虽然重心仍在欧洲，已开始囊括非欧洲国家。二战以超过一亿人参战、6000万人丧生为代价，以反法西斯为名击败德意日对旧秩序的挑战，建立了联合国，在欧美主导下，西方秩序囊括全球。

反法西斯的存在，联合国具有了某种文明、正义的属性。新的国际秩序取代了殖民的世界秩序，在反法西斯的正义包裹下，经济殖民代替了血腥的直接占领，欧美一下子文明起来，俨然穿上了西装，手持文明棍，一副绅士派头，成为国际公平正义秩序的维护者。当然前提是别碰我的蛋糕。欧美的价值观成为了“普世价值”、最高准绳，与之相悖皆是异端。

美国日本也曾被“坑”

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随心所欲操弄国际关系，制定规则。作为美国“小弟”的日本，狐假虎威，也以国际秩序的东亚支柱自居，试图对外代表东亚、亚洲，光辉灿烂。然而，两国都被这个体系坑过，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洲，美国与日本游离于体系的主流之外，尽管美国此时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一。一战令欧洲流干了血，双方筋疲力尽，不能奈何对方。此时，踌躇满志的美国在威尔逊总统领导下，希望在世界上大展拳脚，在老牌国际政治玩家英国的引诱下，美国如愣头青般，将四百多万青年送往欧洲参战。在生力军加入后，德国战败。

1919年，战胜国齐聚巴黎“分赃”，威尔逊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被誉为和会三巨头。理想主义的美国人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瓜分世界”的会议，前往巴黎前威尔逊就发表了“十四点和平原则”，要从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分权，十几年前美国就发表了门罗主义，要把美洲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英法这些老玩家手腕娴熟，很快就让美国的设想落空，为引诱美国参战的承诺统统改口。最终，威尔逊带着失落回到了美国，也没有参加欧洲主导的新的秩序“国联”，国内孤立主义再起，继续游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彻底歇菜，美国与另一个游离于欧洲秩序之外的苏联崛起，两强联手主导世界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对峙，争夺世界秩序的领导权，本质上美苏仍是在旧有的西方秩序下争夺这个秩序的领导权，毫无新意。苏联解体后，美国一统天下，成为西方秩序的领导者。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向西方学习，为了融入西方秩序，日本提出了“脱亚入欧”，脱下和服穿起了燕尾服、礼帽。日本甚至提出了人种改良计划，为日本引入西方血统，产生了许多混血儿。日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世界霸主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日本充当英国在东亚的打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际，大肆扩张。当巴黎和会召开时，日本自诩为战胜国，希望将这些利益合法化时，同样遭到欧美的抵制。不过，尽管日本在巴黎并未如愿，却坚持留在了国联，并成为国联常任理事国，毕竟也算跻身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核心，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

当日本意图挑战这个秩序，独霸亚洲时，欧美与其决裂，在争霸与反法西斯两股力量联合下，日本被打回原型。二战后，日本再次欧美强国的“小弟”、打手，只是主子换了人，成为维护旧秩序的急先锋，上窜下跳。欧美也给了日本足够的“荣耀”，比如七国集团唯一的亚洲国家。

从未尝过做主人滋味的日本，也只有做打手的命，中美眉来眼去，最心急的非日本莫属。

中国文化特性导致南海问题

回过头来再看疆域问题，实际上所谓疆域是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才固定下来的。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较早，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实行封建制，国家由众多领主组成。国家可能没有具体的疆界，但领主的领地都是有疆界的，领主向国王效忠，骑士向领主效忠，骑士却不是国王的封臣，无须向国王效忠。因而，英格兰国王可以同时是法国国王的封臣，法国国土上的诺曼底、安茹等地同时是英法两国领土，法国通过百年战争才将英国赶出法国。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民族国家形成，疆界固定下来。自希腊罗马以来的法治传统，由国内扩展到国家之间，形成了规范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体系。这个体系与西方秩序相结合，推向世界，构成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本质上国际法是没有强制性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赋予其体制内的约束性。

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民族国家形成较晚，到了19世纪才出现。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以文化认同为中心，中国在东亚建立了“天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君主是整个体系的最高统治者，与欧洲封建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不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君主对体系内的一切拥有统治权，直辖与属国都是他的子民，也就无所谓疆界可言。加之中国重文轻理的缺乏精细化管理的传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与域内邻国在疆界上模糊。

中国五千年历史，第一条明确的国界，产生于17世纪与俄国这个西方国家的碰撞，第一次以协约形式确定了中俄北部部分边界。而其余地方，基本无具体疆界可言。直到19、20世纪在与欧美殖民扩张的碰撞过程中，签订了一系列的屈辱合约，才有了部分具体疆界。中共建国后，又才通过边界谈判与除印度外的各国确定了陆上边界。许多昨天还能自由走动的亲戚，一夜之间变成了两个国家的人，缅甸的汉族“果敢族”就源于此。

边界的模糊不可避免作用于南海。二战前，南海周边各国都论为殖民地，此前大多都是中国属国，不存在边界一说。二战后，南海周边各民族国家建立，七十年代在资源驱使下，于南海跑马圈地，南海争端出现。民族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却也压缩了国际间妥协的空间。在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下，通过谈判解决南海边界很难，除了保持现状、共同开发没有他法。中国错过了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解决南海划界问题的良机。

南海新起点

在现行西方主导的秩序下，以西方制定的规则，仲裁南海问题，其结果显而易见。俗话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此解决南海问题基本不可能，以此为南海添乱却非常容易，就算以此拿中国一把好与中国做交易也是人之常情。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南海仲裁的出现也并非坏事，它将现行国际秩序、规则真实的一面暴露在中国人面前，能敲醒那些还对旧秩序抱有幻想的人。不对彻底旧秩序绝望，又怎么能下定决心建立新秩序。

美国曾经被坑，掉头回家专心发展；苏联被制裁，自力更生发展自己；日本也被坑，死皮赖脸做小弟。二十多年后，美国苏联争霸。中国今天南海被坑，只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发展自己，时间在发展更快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