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成弃儿：在新疆是上海人在上海是新疆人

发布：2016年10月01日 19:09 来源：新京报

发布：2016年10月01日 19:09

来源：新京报

国庆假期第一天，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今天，几乎每一条出城的道路都异常拥堵，数以万计的人离开日夜奋斗的城市回到家乡。于他们而言，两地都是归宿，两地都是异乡。

今天推荐一篇文章，记录上世纪60年代，为了新疆建设背井离乡的年轻人。一朝启程，上海成了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一纸户口，把几万上海知青与稳定生活、应得福利、家乡认同甚至骨肉亲情残酷隔离。

虽然他们两头都是弃儿，但是他们曾经挥洒热血，不该成为历史上的游子。

上海知青广场。图片来自网络。

文｜林珊珊

（一）

一个月里，吴祥志们又送走了6位老人。

秋天时，他去看望唐长根。那时老唐戴着呼吸机，烦躁地躺在床上。肺癌已到晚期，医保卡里的3万块报销额度早就用光了，他抱怨起悲哀的人生，讲述四处求助被拒绝的遭遇。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末了，他掏出一件衬衣。

衬衣满是血迹。“被我弟弟打的。”老唐说。从新疆退休回来后，他住在了母亲家。不久，母亲病逝，遗嘱里把房子留给了他。这是兄弟反目的开端。为房子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大打出手，直到遍体鳞伤的老唐被送进医院。老唐盯着血衣，沉默许久，冷冷地说：“亲兄弟。”

35天后，老唐死了。

开追悼会那天，天色骤变，上海下起了大雨。吴祥志带着几十位老人一同为老唐送行。他们并不认识老唐，但他们有着共同标签：上海知青。

1963-1966年间，他们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刚刚经历过大饥荒，边疆依旧动荡贫穷。而被视为道德堕落之所的城市，发展规模被严格限制，大量城市青年剩余出来，无法计划到就业和升学中去。在浪漫乡村理想和发展现实的双重策动之下，知识青年远赴穷乡僻壤的蓝图被勾勒出来。10万上海知青进疆，是“文革”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前传。

1970年代末，随着运动破产， 10万人中有一万多名顺利回乡。剩下的人，或扎根新疆，或滞留上海，为户口和晚年保障，长年累月地上访。

去年上半年，老唐还在上访群体中。吴祥志回忆起来，仿佛才是昨天的事。

吴祥志一脸倔强，像悬崖边上弯曲的树。2007年，他60岁，按照政策，终于可以正式退休回到上海。但2003年随退休的妻子回城时，户口问题就成为他的困扰。那时上海中心城区的老家正在动迁，如果户口顺利迁入，他将可以得到一套新房子作为赔偿。嫂子提出，必须交20万，才能入户。随着房价上涨，要价又开到了50万。

他试图向嫂子说情——三十多年前，兄弟俩必须有一个去新疆，是他代哥哥做出了牺牲。“那是你自愿去的”，嫂子并不领情；他又去反映情况，“这是家庭矛盾”，街道不愿管。就这样，他在上海租房、打工，四处讨要说法， “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

几年后他找到了知青群体，终于有了归属感。他还扮演起送葬人的角色。谁重病了，他代表大家送上100元的慰问金；谁死了，他组织追悼会、送花圈。

这些年他早已习惯，“今天还一起参加追悼会，过几天就成了被追悼的对象。”看着当年前赴后继踏上通往新疆火车的少年们，如今前赴后继地死去，就像看着生命的一部分被带走。

“为什么要回上海？”他经常问自己。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新疆总到梦里造访：熟悉的道路，地里的劳作，和妻子缝制裤子的场景。

在上海的日子，新疆是老知青们共同的梦境。在韦木英的梦里，新疆是一朵朵棉花，她跪在地里摘个不停。谢虎礼则总是梦到手扶独轮车，在荒地上推来推去。怅然四顾，发现到处是茫茫戈壁滩。心恍惚着沉下去：不是回上海了么，怎么又到了新疆？

（二）

“我是上海人！”谢虎礼一遍遍确认身份。过去十多年里，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简称为“新疆”。

1964年，他听着“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的童话来到新疆，却看到满目荒芜。第一个除夕夜，啃馍馍，喝白菜汤。一位知青不禁唱起了《星星之火》，几十年前被卖到日本纱厂当童工的小珍珠，随即哭成一片。

在老知青韦木英的小房子里，微醺的谢虎礼闭着眼睛再次唱这首沪剧，韦木英轻轻附和。阳光穿过石库门老房子的天窗，照在他们脸上，韦木英哭了起来。相比起故乡的亲人，他们更喜欢呆在知青群里，随意串门，一块吃饭喝酒，无需客套，自在而亲切，随时可以哭泣，也不需要特别的安慰。

上海知青奔赴新疆。图片来自网络。

在上海，谢虎礼始终有一种不愿承认的隔阂感。当他大口喝酒时，他会说，我们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忆起新疆，却永远是忍饥挨冻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劳累，夏天开荒时成千上万的大蚊子。

1980年一个礼拜天，谢虎礼得知了云南知青“胜利大逃亡”的消息，心里激荡着逃离的冲动。到了傍晚，他敲响大钟，“上海知青托儿所集合了”，他大喊，把返城的消息广而告之。大家最终决定，选出5名代表到各团各连串联。

当晚，谢虎礼几人拦了拖拉机，一路颠簸七十多公里，从塔里木河北岸一直开到了终点塔河南岸。黑夜里，他偶遇了知青欧阳琏，两人一拍即合。此前，欧阳琏和其他知青已经为回城上访多次。第二天，他们决定在塔河两岸宣传回城。

11月初，欧阳琏鼓动成千上万知青集结到阿克苏城区，但阿克苏地委不愿意对话。11月23日开始，他们绝食了近一百小时，直到欧阳琏收到电报，被告知中央工作组将会到来。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途中翻车，3名知青遇难，阿克苏地委终于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文件。

那几天，拿到户口的谢虎礼沉浸在回城的喜悦中，他变卖家产，收拾家当。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从广播上传来：阿克苏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发的户口证全部作废，火车站实行军事戒严。谢虎礼一阵绝望，喝下一瓶60度的高粱酒。

“当时只想到了死。”醒来后，他暗下决心，一有机会便逃离新疆。

1981年秋，谢虎礼带着妻子张维敏、两个孩子谢萍和谢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于1974年的龙凤胎，名字寄托了父母朴素的希望，让孩子得到“平均”的宠爱。

回城最初的日子里，谢虎礼一家挤在张维敏哥哥的小房子里，占据着半个房间。谢虎礼从来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间。他做着各式小生意：摆康乐球、卖童装。

不幸，这一年国发91号文件阻断了生路。文件称要“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列出10种规定，除了1.5万人符合规定可以调回上海市区或上海所属的外地农场，其他的“一律动员返回新疆农场”。

谢虎礼夫妇属于要被“稳定在新疆”的大多数。小摊不断被没收，他在上海街头四处流窜，连大舅子也被停职了，被告知：谢家什么时候回新疆，什么时候恢复工作。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这对夫妇的决心，直到两个孩子被学校驱逐出来。

1984年，谢虎礼带着一家子，再次坐上去新疆的列车。他和妻子张维敏听到一声惨叫，随后得知，一个父亲跳下了火车。3天3夜后，他们抵达新疆。谢虎礼望向窗外，绝望袭来。

（三）

1985年，胡耀邦到新疆考察，为知青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知青们奔走相告，重燃希望。次年，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到新疆考察，得知消息的知青张宝璇向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并要求召开座谈会。知青们纷纷要求回城，至少让子女回到上海。要求在1989年得到部分实现：知青家庭的一个子女可回到城里。

几十年后，张宝璇回忆起来唏嘘不已，当年被保证不“秋后算账”的带头人，最后都难逃惩罚。多年来，他总结、反思，最终走上法律的道路。他屡屡呈交行政诉讼状，请求判当年的行政行为为违法的强迫劳动，并给予补偿。如今，他相信法治的力量，再也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去请愿上访了。

1980年代以后，不符合回城规定的知青有了分化：有的永远留在新疆，有的死亡，有的流散到第三地，最大的一拨有三万多人，他们干到退休，然后返城。有六千人左右自动和新疆脱离关系，滞留上海，成了黑户。

1988年，谢虎礼带着两个孩子逃回上海，成了六千分之一。为存退路，张维敏选择继续留在新疆。

回到上海的谢虎礼和母亲及两个孩子挤在7平方的老房子里。谢君至今都记得，自己整整一周躲在门后偷窥时那种向往又恐惧的心情。1980初的记忆困扰着当时的他。那时，他们上小学二年级，开学第一天被展示到小朋友面前：这是新疆来的借读生。姐弟俩一听就把头低了下去。

起初，少年谢君上课时老走神，在本子上偷偷画新疆的房子、周围的道路和建筑，“怕自己忘了新疆”。可随着生活展开，他却再也回忆不起新疆的模样。

谢萍对过去有超强的记忆力。从房子结构到老师的姓名到别人看她的眼神。80年代那些年，她听到最多的评价就是“野蛮人”。一天傍晚，她请新疆回来的同学到家里吃饭，饭桌摆在门口，他们看到肉都特别兴奋。姑姑便高声对街坊说：新疆来的就是奇形怪状。走在路上，她总低着头，似乎所有人都看不起自己。她觉得，所有的症结都在于，没有上海户口，而她本该是上海人。

转眼到了1990年，这对龙凤胎16周岁了。按照政策，俩人中的一个可以入上海户口。谢萍想报考美术中专，而报考前提是要有上海户口。老师两次到她家夸奖她，希望户口能给谢萍。但每次的答案都是：户口要留给儿子。

那一阵子，她觉得人生望到了尽头。一天回家，她再也不想去马桶间做作业了，拿起菜刀朝手腕一割。好在菜刀并不锋利，很快被家人夺走。

旧矛盾未了，谢家又有新矛盾。谢君报户口时，户口本却被奶奶藏了起来。谢虎礼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把柜子都踢烂了，最终才让母亲交出了本子。

许多年后，支离破碎的亲情仍让谢虎礼痛苦。他自我安慰：也许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1953年，父亲作为资本家被打为反革命分子送去新疆劳改，留下母亲带几个孩子领救济金生活。自童年始，他从未买得起书包和课本，自卑如影随形。当他站到台上带领少先队员唱歌时，他发现“下面的红领巾一片鲜红鲜红的，而自己却是淡红淡红的。”都是父亲害的，他想。去新疆后他从未和父亲写信、见面。少年谢虎礼以父亲为耻，认为是父亲阻碍了他在新中国变成一个新人；中年谢虎礼不敢恨母亲，却不能原谅母亲阻挠他在新时代进入新生活。

1992年，户口总算对滞留在上海的黑户知青开禁了，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写下保证书：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再过五六年，他们又得到了每月两三百元的补助，有一年，他们拿到了369元。“369”便成了这拨知青的称呼。

谢虎礼是这一结果的受益人。可向母亲讨要户口时，又是一番争吵，最终谢虎礼以保证书来交换户口本——不参与分房子。此后，这个7平米的屋子充满了紧张。同一屋檐下，母亲和谢虎礼一家分开炉灶做饭。而直到老人去世，谢君未曾叫过她一声奶奶。

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随着岁月的消逝，人们也慢慢淡忘了其中的情节。1993年，拥有了户口的谢萍理直气壮走在大街上，因为户口问题而流产的初恋也已远去。烙印在慢慢消退。她读夜校，努力工作，结婚生子，融入了大都市的生活。

谢萍为自己感到幸运。她知道，在她身后，还有三万多知青的子女们，经历着更多挣扎。

上海首批30名支边知青合影。1961年9月摄于新疆兵团五师哈密农校。图片来自网络。

（四）

周末的傍晚，43岁的陈莉在厨房烧饭，看到我她勉强笑了一下。关于知青二代的生活，她不愿回忆，更不愿看到同情的目光。

“讲述过去能改变什么吗？不能。对我有好处吗？没有。除了揭开伤疤让我痛苦。”饭桌上，她眼皮下垂，把辣椒皮一点点地从豆腐上挑下来。可沉默良久，她还是回忆了，因为，“北方人会为人着想”。

陈莉傲气、敏感，有一股把生活看明白不自欺的倔劲。如果可以重来，她不会选择回到上海。1988年，如同其他知青二代，她和妹妹被父母送回上海，四处打工，被欺负、欠薪，饱一顿饥一顿，一斤面条俩人抢着吃。妹妹哭着要回新疆，可她们根本买不起火车票，陈莉佯装狠心：要回，你自己回！

1989年报户口时，陈家把户口给了惟一的男孩。母亲李凤娇想，女孩子毕竟可以嫁个上海人。陈莉就这样开始了婚姻计划。漂亮的陈莉对看上她的上海男人从未真正动心，她早就看透交换本质：对方要结婚，她要户口。

第一场婚姻以她迟迟没生孩子告终，而直到离婚，她还没达到落户的年限。2001年，母亲从新疆退休回到上海，开始为解决女儿的户口问题而上访。终究得到优惠：结婚满两年就可以入户。

第二场婚姻的选择余地更小了，对象是五十来岁的上海男人。两年过去后，陈莉在家四处找户口本，丈夫却站在一旁，冷冷地说：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我是永远都不会让你入户的。

陈莉果断离了婚。慢慢地，她不再想户口的事了，只想找到自己的家庭，又被介绍给一个带着孩子的鳏夫。男人找各种借口不和她结婚，但还是同居了两年。孩子和母亲都慢慢喜欢上她，可他嫌她挣得少，当他炒股失败的时候，又把责任归咎于她。

“如果有本事我还会找你这样的人吗？”陈莉反唇相讥。她一贯忍耐，还嘴时，已是下定离开的决心。

她试图摆脱户口魔力——她的一些知青朋友，解决了户口问题就像变成另外的人种。生活告诉她：安全感必须自我供给，所有以交换为目的的婚姻都不会长久，在矛盾和争吵中，终究会暴露它不堪的面目。

过去，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本能让她隐藏身份。她讲一口流利地道的上海话，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打量自己，生怕露出外地人的马脚。可她又看不起上海人，虽也遇过开明谦和者，但在她的世界里，那是少数。

如今她拼命挣钱，每天一早出门，深夜才回到家中。必须为晚年生活打下经济基础了。上海许多角落都有她打工的身影，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甚至羡慕起母亲，他们有工龄、有历史、有群体归属感，可以随时痛哭，可以理直气壮索赔青春，可以大声说“我是上海人”。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母亲李凤娇一边打毛衣，一边静静听着，不住抹眼泪。许多事情也是这一晚才听女儿说起。多年来，她为愧疚感压抑，毕竟陈莉是大女儿，户口本应属于她。女儿有时问，我是你亲生的么？李凤娇说，我看不是。女儿回答，我也觉得不是。对话让她难受到极点。

这位63岁的老太太，讲述起往事有一种黑色幽默。

1964年，李凤娇还是一名初中生。5月28日——她还记得——下午，她去上学。校长笑眯眯把她招到办公室，说，李凤娇同志，你被批准到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了。

她困惑地说，我没申请啊。几天后就到了新疆。然后被通知，分到农四师牧场。

“什么是牧场？”她问。

然后就到了牧场。一晃35年。

回城10年里，她四处打工，为女儿的户口四处上访，还去了北京，可是还没下火车就被打回来了。

在一次上访中，她认识了谢虎礼的妻子张维敏。此后一遇事，张总“挺身而出”，她感觉自己找到了“主心骨”。

（五）

1993年，满30年工龄的张维敏从新疆提前退休。几年没见，儿子对她已经有了陌生感。她看到家人上厕所都用草纸，心疼地说，多浪费啊，为什么不用报纸呢？女儿感到不可以思议，好像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不过，张维敏很快重新适应了繁华都市，她烫发染发，衣服闪闪发亮，成天打麻将。随着谢虎礼攒足了钱，她还住进了新房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年，直到谢虎礼得知，“369”们将和上海退休工人待遇接轨。他对张维敏开玩笑说：我是上海人了，你还是新疆人。

尽管“369”们仍对自己被算少工龄而愤愤不平，但在张维敏来，这却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她的退休工资是一百来块钱，10年间缓慢地往上涨，医疗补助则是工资的3%。而当谢虎礼退休后，他们的门诊报销可以达到90%，住院报销额度的上限是28万。她问丈夫，“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是逃回来的，我们这一拨却老老实实干到了退休。”

那一年，张维敏去参加知青聚会，她在一张要求提高新疆退休知青社保待遇的“六千人联名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此后，她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上海办事处上访。当一名官员要求推选代表时，她站了出来。李凤娇还记得张维敏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为祖国建设贡献一生，我们牺牲青春，毫无怨言。现在老了，落叶归根，希望父母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她觉得张说出自己的心声，如同大多数人，她推选张为代表。

尽管张维敏身患多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严重风湿症……但她从来都是精力充沛争先进的人。在青年时代，她屡屡在摘棉花劳动中夺得第一名。她总天没亮就打着灯往地里出发，一直劳作到晚上。谢虎礼教育她，干多干少每天都是一块二，何必那么积极，他甚至偷偷把闹钟调晚几个小时。

2003年始，张维敏一直在上访中——争取医保，争取和“369群体”享受同等待遇。每周三，他们到政府门口表达诉求。张维敏总是站在人群中央，拿着扩音器喊。

吴祥志第一次见到张维敏时，她正代表身后的老人们向政府表达诉求，他觉得她说出了多年来的委屈。往后，为了他的户口，张维敏奔走相告，五六十人站了出来，到街道讨要说法。他终于获得口头承诺，问题将得到解决。

8年来，张维敏每天都忙到深夜。在儿子的记忆中，家里电话响个不停，一听到需要帮助的，张维敏就一瘸一拐跑出门去。“家里的事她从来不这么积极。”女儿说。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谈判，知青们的待遇终于有了改善，门诊可以报销了，从40%到75%再到85%。

世博会前夕，张维敏写了公开信，让知青们息访。她写道：“我们不能做破坏国家形象的罪人！我们应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配合政府营造一种清平世界的和谐气氛！任何时候我们个人天大的事都不如国家的事大！”

（六）

上海虹口公园。老远就听见欢快的音乐声，老人踏着节奏起舞，他们身着新疆维吾尔族服装，扭动脖子，轻摆手腕，忘情地转圈，脸上挂着灿烂笑容。

“这是新疆刚运过来的！”张团长伸开手，给我递来葡萄干。这位上海阿凡提歌舞团的创办者鼻子下还夹着两撮往上翘的假胡须，笑起来一跳一跳的。每逢周六，张团长都要和其他老知青在这儿跳舞。

2000年，从新疆退休回来的张团长，感到满大街都是异样的眼光。他一个人跑到公园跳起了新疆舞，“我想证明，新疆回来的知青不是萎靡不振的。”张团长说。

郞先生在一边教围观者舞步。他已经跳了将近十年，至今没法习惯上海的精致和优越。他跳新疆舞，上新疆馆子。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忘却回到上海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