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每户2亿拆迁赔偿”谣言背后的暴富魔咒

10月23日晚，进行城市更新改造的深圳罗湖区水贝村，在项目工地上摆了530桌大盆菜宴，气势堪比广州杨箕千人围宴，速度登上各大门户的焦点大图。“拆迁之后，这里的原住居民，每一家赔偿基本接近2亿左右现金”、“深圳一夜涌现600多个亿万富翁富豪”的消息不胫而走，一夜之间，“水贝村”三个字刷爆朋友圈，吃瓜群众都不淡定了。看热闹的不嫌事大，有人笑言：“据说前段时间离婚买房的，今天都乘头班航班去水贝相亲了！”

不过剧情反转的很快。有关部门效率惊人，3天后，深圳宝安警方即发布通告称，“深圳水贝村拆迁每家赔偿至少2亿”，是3名嫌疑人为提升所在公众号点击率而发布的虚假消息，被行政拘留5日。

水贝村现任村长（深圳市水贝股份公司董事长）张兴祥也向媒体辟谣称，目前已经签约的居民全部选择的是回迁，只要物业不要钱，自然也就不存在赔偿款的事。

但据张兴祥透露，一层赔商铺，二层以上赔住宅。村里有180户人家，其中最大的一户获得的赔偿面积是2000多平方米，另外也有家庭赔偿500-1000平方米不等，平均分配到人头上大约是两三百平方米。根据媒体的报道，周边二手住宅价格约在5-7万左右。如取中间值6万，赔偿面积最大这家的房产价值能达到1.2亿。如全村按人头平均大概都能实现千万以上。虽然没有“2亿”这么夸张，但造富程度足以惊人。

类似的暴富神话，不止在一地上演。媒体报道，深圳旧城改造中，一个岗厦村就造就了10个亿万富豪与数个千万富翁。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北京大望京村。作为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地，大望京村拆迁补偿总额达50亿元。一般的家庭除了几套安置房，至少还有上百万，而多的达七八百万或上千万。

如果说早年，拆迁的画风都是强拆、钉子户、一把血一把泪。近几年随着补偿新模式的兴起，拆迁在某些地方已经变成了造富机器，人们哭着喊着盼拆迁。

北京人有句老话：“顺义的姑娘望朝阳，朝阳的姑娘望城墙，一军二干三工人，就是不嫁老农民”。现在是啥光景？“放开那个拆二代，让我来！”

朋友聚会，有仁兄身价近千万，在酒桌上高声炫耀。一小弟实在看不惯，随口碾压：不就是八九百万吗，还比不上我家那一百来间破草房换的楼房卖的钱呢！

从前是知识改变命运，自从2010年起就多了一个新词：拆迁改变命运。

那这被改变之后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早在2012年，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就说过：“拆迁暴富所引发的众生相，是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类似“拆迁出现拆二代，因暴富染上恶习,你怎么看?”等问题成为公务员面试模拟题。

对这一现象，媒体给起了一个名字：“拆迁暴富魔咒”，大意是人一有钱就变坏，似乎蛮符合大众想象。

实际情况如何？2016年下旬，北京市海淀区委联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展了一次新发展社区青年群体研究。

研究在因“蚁族”报道而为人所熟知的海淀区西北旺镇展开（主要是唐家岭村和土井村）。课题组对354名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22名青年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显示，新发展社区青年在经济适应方面呈现“普遍适应，少数困难，个别极端”的特征，在社会适应方面“普遍不佳”，同时，青年的个人发展需要支持。

课题组发现，许多“拆二代”并未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一夜暴富”，有些人的收入反而降低。拆迁前，许多家庭会把富余的房子租出去，每个月能得到一笔稳定的房租收入。拆迁后房子变成了钱，装修、换车就花得所剩无几，每个月的收入反倒少了。

消费水平上，调查显示，拆迁前后，79.9%的青年保持稳定，消费水平降低的占3.5%，消费水平提高的占16.6%。部分青年的确因为拆迁带来收入，出现消费水平有所提升的现象，但大部分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在被问及“希望社区青年汇组织什么类型的活动”时，18%受访者表示希望参加投资理财讲座之类的活动。

比如一位名为小黎的青年说，他“没什么富二代的感觉”。钱都在父母手里。除了装修新房，把即将报废的车换掉，生活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也坦诚自己有了“裸辞”的底气。“比如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和家里商量商量，拿一部分钱我自己做点什么，原来没拆迁我肯定不敢想。”

在拆迁带来的变化里，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拆二代”的种种“恶劣行径”。然而，调查表明，在受拆迁影响的新发展社区青年中，不良行为发生比例极低。其中“抽烟喝酒”发生比例最高，表示“经常发生”和“偶尔发生”的合计占25%，而经常出入娱乐场所、赌博、药物滥用的青年，分别只占0.9%、0.9%和0.1%。并且，其中许多并不是因为拆迁才开始的。

那么什么样的会“变坏”，什么样的能安享财富？调研没有给出答案。从本人的了解看，似乎有这样一条隐形的分界线：老年人、只拿到1-2套拆迁房、现金补偿款买不了当地小半套房的，家风好教育水平高的，多数能跟突如其来的财富好好相处。

比如有对家在长三角的60多岁的老夫妻，农村的房子拆迁后拿到两套回迁房，没有现金补偿。按照当地房价，两套房子价值80万，也不算少了。但两个老人没有工作，决定一套自住，一套出租。虽然当地素有赌博之风，老人家年轻时也好赌，但拆迁后并未出现再上赌桌的现象。生活的变化就是更能安享晚年了，前不久还去了一趟台湾旅游，算是本人身边“拆迁带来幸福”的代表案例。

在大望京村，也有村民说，拿一二百万补偿款、没要回迁房的人家，如今啥房都买不了。买了吃啥、喝啥，拿啥养孩子？所以他们也没有觉得自己是有钱人，该干嘛干嘛。

但这部分人也有因拆迁带来的烦恼，那就是从前和睦的亲戚关系有点受影响。

上文提到的那对老夫妻提到城里的兄弟就有点不开心，兄弟的房子也拆迁了，价值100万。由于两兄弟的房子，都是父母给的。对于多出来的这20万，城里的兄弟竟然一点“意思意思”的表示都没有，这让乡下的兄弟心里颇为不平。

在大望京村还出了一件奇事。回迁两年间近30名老人去世，而以往正常年份，一年死亡的人也就是五六个。他们有的因为故土难离；有的因为孩子争家产生气。村民说：“不是老子告儿子，就是儿子告老子，还有哥两互相告的，甚至有打起来的。”

那些拿到回迁房、现金补偿多的，悲喜剧就表现的更为强烈。

在大望京村，早在拆迁前，各银行就嗅到了钱的味道，挨家挨户宣传；拆迁时更是服务周到，有银行就在现场给村民办理基金申购手续。据说六成以上的村民买了股票基金，最少的也有20来万，一般都是一百多万。还有的去买了股票。那时候股市在高位，村民们也基本没有什么理财经验，老喜欢去看小道消息，这些钱后来基本都被套住了。

更有一些专盯拆迁户的色情、博彩团伙，一旦把持不住被拖下水，没多久“富翁”变“负翁”。

郑州有小伙伴说：“我们那里好多人家都是靠拆迁款爆发了，原本穷困潦倒的人家忽然就能开着小车横冲直闯了，也有勇气进赌场了，敢打架斗殴了。不过，年纪轻轻的意外玩死的也不少。”

2010年底，杭州城郊一所小学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上，在父母职业一栏，有的孩子竟写上“打麻将”三字。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九堡镇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比2003年翻了一番。一位镇干部说，当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因为赌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贫者，保守估计有10%。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彩票上。

我有位研究生同学，其父中了50万彩票（姐从此之后相信真的会有人中彩票）。在2000年以前，50万真是笔巨款。而我这位同学原本功课就好，虽然家里骤富之后，也曾放出过“从此方便面吃一包放两包料”的豪言，但并没有出现“彩票二代”的显性特征，后来顺利考入中科院。

但大部分买彩票的人都处于社会底层。理财能力和对财富的心态，往往低于平均水平。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调查显示，近20年来，欧美的大多数头奖得主在中奖后不到5年内，因挥霍无度等原因变得穷困潦倒。该项调查同时显示，美国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每年高达75%，每年12名中奖者当中就有9名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