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让东西方思维再次碰撞

10月底，当中国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被中共确立为新的领导核心时，西方舆论再次聚焦到中国政治的现状和变化。虽然中国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已经在深度融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但出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以及意识形态的异议，似乎很难改变西方传统思维看待这个东方大国的固有模式。东西方的思维与认知因为“习核心”再次碰撞到一起。

“中国将再次回到集权与强人政治之中”，“令人回想起‘普天之下’由永远正确的皇帝统治的时期”，“中国会延长领导人任期，可能变总书记为总统制”，“他从未表露过对西方民主的半点兴趣”，“中国再次进入到强权专制中”……一些西方媒体习惯性地套用了传统的评价体系以广而告之。

其中，《金融时报》10月31日发表题为《中国的强人统治给西方带来考验》的社评。社评开始便指出，“经济繁荣和开放将自然而然给北京带来更民主的政治体制。通过展示西方生活方式的利好，发达经济体认为中国会更像他们”。文章随后认为，而“习核心”的出现撼动了这一理念。“相反，习近平强有力地不断拒绝民主及大多数其他普世价值，而是承诺实现‘伟大复兴’，这令人回想起‘普天之下’由永远正确的皇帝统治的时期。”

事实上，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认知，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认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所感受到的制度与生活大都是正确的、可以“普世”的，任何背离他们成见的变化，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他们会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会更像他们（more like them）”。

对于东方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在文化与文明程度上体现了较高水准，但他们是首先享受到了工业化革命之后带来的各种“利好”。可是，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国家在物质基础与受教育程度上并没有如此，甚至历史上被西方殖民、掠夺。因此以西方“美好”的普世价值来要求其他所有国家与民众，显然是本末倒置，更何况还没有考虑到诸如历史、文化、宗教以及习惯的不同等。

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清晰看到，西方的那一套观点正在受到多方面的质疑，最贴切的事例就是西方所主导的利比亚、突尼斯政权的垮台，以及中东最近发生的事情。而西方的“普世价值”显然没有惠及这些地方。其实，当西方的去讽刺中国的“普天之下”时，却没有去略作思考，其所说的“普世”和“国际”同当年中国人的“天下”又有何不同？他们所信奉的普世价值和国际惯例语境，与中国古代皇帝们所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中国的“核心”的被误解，甚至被恶意曲解几乎是必然的。西方的逻辑在于他们并不会从“词句”的历史与文化中去掌握本意，更擅长总结“概念”。如果没有对事物的准确了解，只是从“概念”的视角看问题并得出抽象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只是依靠自己或别人的经验，当经验本就狭隘的时候，抽象的过程自然会发生偏差，形成与事实不符的偏见。

因此，任何离开西方所习惯的制度与逻辑，都会被认为一定会发生相反的效果。所以，“核心”就是专制的化身，而之前不认同的“协商性领导层”相对于现在的“核心”这个概念时，也就变的可以接受了。但别忘记了，西方已经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打了30多年交道。中国确实收获良多，西方也获益匪浅，而不是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但西方看中国的逻辑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加以总结。

《金融时报》这篇社评最后说，“现代世界很少（如果有的话）有某个拥有封闭专制制度而经济高度开放的大国能够存在很长时间。习近平已经为史上最大的政治科学实验铺设了舞台。”

由此可见，论者虽然依然深信中国会跟着西方的模式改变，跟着西方的经验前进，但也承认中国的做法有一定的可能，因此称其“史上最大的政治科学实验”。问题是，西方能否以深入、全面、客观和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实验”？

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已经修正了当年令他名满天下的预言，并以中国现象为例证提出“国家能力”的政治术语，并将其置于“法治”和“民主问责”的前面。福山还提出，“说中国是集权国家的人，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福山对自我观点的调整和新说法，对于西方一些媒体和观察者来说，或许具有比较有益的参考意义。

其实，许多大学问家如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日本历史学家村山节等都曾提出，中西两种差异较大的文明之间可以实现互补。当然其前提是，需要认识到双方都有值得认可的有益价值。

比如在政治方面，中国在公元6世纪前后出现的科举制度在普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之后，于14世纪首先传于英国并促成其文官制度。该制度之后播于欧洲，如今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受惠于此。

其实，中国在公元三世纪秦朝开始，就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福山所称的“国家能力”方面的探索和建设。科举制度还只是中国庞大系统的吏治体系的其中一部分。

其实除了西方奉为圭臬的选举和监督之外，在有关国家能力建设的方面，如何保证官员素质和能力，如何专人专用，如何进行工作考核与激励，如何保持整体动作协调有序，如何推出一位能够担当大任的领袖，如何拥有长远连贯的国家计划，如何能够顺应时势变化作出及时甚至超前调整，如何避免其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绑架，如何在规模庞大的社会中实现不同群体的共存和团结，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些都政府应该担负的责任。

如今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所陷困局一点也不比中国遇到的问题更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