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推翻张闻天悼词 总书记被贬为总负责

197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证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1982年中共党史部门找到一份经陈云确认的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只说在会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据此，张闻天的生平履历被修改，去掉"总书记"的职务。本文摘自2005年第10期《炎黄春秋》，作者张培森，原题为《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

今年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刘英诞辰100周年。我作为一个晚辈同刘英同志有缘相识是从研究张闻天开始的。1979年中央批准编辑《张闻天文集》，我从1980年开始投入这项工作起到2000年文集、传记、年谱全部完成的20年过程中，不断地登门向她请教历史情况和问题，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和解答。第一次见到刘英是1980年5月在她家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那时我还在人民大学教书，我的已故导师胡华教授领着我和清庆瑞两位年轻教师来到北京三里河她住的公寓。这次一起参加会的还有张闻天生前的两位老部下何方、曾彦修。已逾古稀之年的刘老，个儿不高却给人精干利索毫无老态的印象，操一口湖南乡音，谈话中还不时夹着爽朗的笑声。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听到她亲口叙述的，长征到达陕北之初中央的民主生活气氛和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时开会都到我们的住处开，毛主席有时开玩笑对我说："你是娘娘"，我说"我怎么能是"，他说他只不过是帅，"我是毛大帅"。有一次开会，我在旁边听到毛主席讲：现在洛甫是青天，他把我们的意见都综合进去了，很好，这是青天。

这样生动的闻所未闻的真实故事，不但使我增添了对我面前这位经历不凡的老人的敬意，而且立刻在我脑海中打开了党史的一片新天地。然而回想起我同刘英同志的初期接触，走进这位坚强老人内心世界则是两个多月之后对她的一次采访。那时正是暑期，她在大连疗养，我为起草一篇纪念张闻天诞辰80周年的文章，专程去她那里听她诉述历史。这次采访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但她对我这个后辈却是第一次作了打开心扉的谈话。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到她同闻天"文革"苦难生活时的感情流露。

她说，"文革"中有一天，外交部的造反派半夜跳墙而入，把闻天和我一起用卡车拉到外交部，先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准备开斗争会。第二天早晨有人端来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命令我们："吃饭，吃完开斗争会！"当时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可这时闻天很沉着，他过来摸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呵！"说到这里，刘英忍不住地流泪了。并且喃喃地说：他这人就是这样总是在困难时候想着别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坚强老人流泪。我当时就想，在"文革"那种情况下，多少人迫于形势背离亲人，以至离婚断绝往来，而她和张闻天却始终恩爱如初，相互扶持，患难与共，这是多么地不容易！

这次谈话，她详细地叙述了庐山会议张闻天被罢官后，她同闻天同志俩人如何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她说庐山会议后闻天的情绪一直是很乐观的。她说她自己倒是有一段时间思想上想不大通，想不通并不是别的，而是丈夫挨批，为什么妻子也要遭受株连？她还记得一天闻天抄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一段诗给她看，并且特别在"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两句下面打上了横杠。刘英说，其实打从参加革命起就根本没有想到个人享受什么"荣华富贵"。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而她最敬服闻天的一点恰恰是他的坚持真理，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们俩艰难岁月始终相依的一根精神支柱。

从那次谈话以后，随着文集编辑工作的展开，我到刘英家的次数也增多了。那时我住在城里，离她家很近，骑自行车20多分钟就到。除了办事之外，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都成了她家中的座上客，她谈的许多珍贵史料我都一一记在我的笔记本上，有的一时来不及记，回家之后立即用卡片补上。她对我个人也十分关爱，那时我的住房很挤，一家四口才不到20平方米，有一天她在秘书的陪同下突然闯进我家看我的住房情况，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的突然来访，我当时真是有点手足无措，拘谨得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她当时并没有插手来帮我解决这一问题，但我却从这位前辈身上切切实实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树立起来的我党关心群众生活的好传统。我那时个人生活条件尽管差些，但我工作的心情却很愉快，这里除了工作小组同志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之外，刘英同志的好作风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素，她一方面全力地支持小组的工作，然而对张闻天历史的评定却是从不干预完全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反而时常提醒我们的是，对闻天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对他的缺点和错误不必加以掩盖。

在上下密切配合和有关各方的支持下，编辑小组经过五年的奋斗，张闻天著作的第一个选本《张闻天选集》终于在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当我来到她家翻开书中已经发表的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给她看时，却又一次见到她动情地流了泪。她对我说，闻天去世前还关切他的问题什么时候组织上能有个结论，哪里会想到庐山发言今天还能公开出版。接着她就回述了庐山会议对闻天的打击。庐山下来之后闻天对她说过：说我反对"三面红旗"，那毕竟是观点的问题，可说我是"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闻天是从不流泪的，为这件事他眼泪直往下淌。正是说到这里，我见刘英自己也都忍不住眼眶里饱噙的泪水了。这是我见到她的第二次流泪。

此情此景也就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为坚持真理的志士所付出的个人的牺牲和代价。如果说大多数老干部受冲击还都只是"文革"十年，而彭德怀、张闻天则是早从1959年开始就被认定为头号的"反党集团"人物。张闻天从此冤案十七年，直至去世。十七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记得在我开始接受整理他的史料的1981年，领导上曾批准我去组织部翻阅他的专案材料，数一数口袋就有40多包，翻一翻其中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可以说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甚至荒唐到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初到东北时与苏联红军代表的接触，也被当作"里通外国"的问题加以不断地追查。刘英告诉我，闻天身体原来是很好的，可是冤案的沉重打击，"文革"的残酷迫害，整个摧毁了他的健康。刘英还多次同我讲到一个问题：1974年批准恢复组织生活后，闻天一再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可就是不让回京，最后才批准到无锡，无锡领导虽然对待闻天不错，然而医疗条件毕竟不如北京。他的病如若是在北京治疗，也许不至于过早去世。

冤案的折磨尽管摧垮了张闻天的健康，却没有能磨灭他的意志。实际关于庐山会议后的这段历史刘英讲得更多的是闻天同志对广大人民生活的担忧，和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切。刘英不仅与闻天患难与共，而当闻天同志将这种担忧和关切化为书写笔记文稿的实际行动时，在他身边能够理解和支持他的唯一的共产党员也就是刘英。去年我去上海见到张闻天的外甥，年已七十多岁的马文彬，他拿出舅母生前亲笔写给他的几封信给我看。1977年12月30日（当时张闻天还没有平反）刘英从北京寄给外甥的信中写道："你舅舅的遗稿整理后已交给王震同志转社会科学院。"接着她说交出这些文稿"也许对党及人民有点作用，不辜负他多年带病用心血写出来的稿件"。又说："我把遗稿有个地方交了，总算了却一个心愿。"1985年《张闻天选集》出版，12月31日她又有一封谈及选集出版，和出版后工作的信。信中写道："你们舅舅的文选出版后影响很好，只是印得少了些，供不应求。""我为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把全部稿费用于宣传他的思想。"在说到文集编辑组的以后的工作时又写道："现在文选组又着手编年谱，随后还要写传记，工作很艰难。"最后告诉外甥说："我今年已八十周岁了，精力日渐衰退，现在全靠我在支持与帮助。我想能趁着我还健在时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也就对得起你舅舅了。"如此饱含深情的话语表现出，她作为忠诚的妻子，是如何把出版张闻天文稿及澄清他的历史视为她晚年的一项郑重的历史使命。我作为文集组的具体负责人在同刘英的20多年接触过程中，可以说是完全感受到她的这份心愿的。现在老人已经过世，我本人也已年逾古稀，我将在我的有生之年，秉承她的遗愿，尽可能将张闻天书籍的再版等后续的工作做完做好。

我见到刘英同志的第三次流泪则是在2001年4月，也就是她逝世前一年的一次谈话。这一年春天一家杂志社邀她发表一篇关于共产党员信念问题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96岁的刘老当谈到大革命失败后身边一些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的时候，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她说这些同志是多好的同志呵！她详细地讲述了这些同志在那种险恶环境下，如何将生死置之度外，不但忘我地工作，而且总是关心别人的安危，特别是对她视作比自己亲妹子还要关爱。她一面叙说，一面不停地流泪。她老人家如此动情地落泪，在我同她晚年接触的20多年过程中也是未曾见过的。对过去牺牲了的战友的如此深情怀念，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体现了她生命最后岁月的一种思想境界，是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庐山会议后同丈夫一起饱尝了17年磨难的一位女革命家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2000年张闻天百年诞辰时，刘英已是95岁高龄。中央召开的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接见刘英时曾经笑着问她的长寿之道，她的回答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想，这里所说的"过去"应该是说的个人的痛苦和个人的恩怨，而并非过去无数战友牺牲的历史。正因为始终不忘过去那些为革命、为民族而英勇牺牲的战友，才会有她那抛开一切个人得失的博大胸怀；也正是为了对历史负责，而不是为了个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教育后代"，才可以理解这样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能以惊人的毅力不断地宣传共产党人的历史，竭尽全力地支持张闻天文集、年谱和传记的编写出版工作。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还要特别说到的一点，是刘英晚年的这种境界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一种真正求实的精神。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诚如组织上在她逝世后所评价的，她一生都是"顾全党的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她自觉执行纪律，服从组织决定。然而她的服从并不是盲目的紧跟，尤其在事实面前想不通的就是想不通。这里不妨举出两个例子，首先一个例子，是长征中她接替邓小平工作所担负的职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她不管别人是如何的说法，始终坚持认定自己的职务只是中央队的秘书长，而非中央秘书长。而且坦诚地告诉大家，她所管的范围就只是管管中央几个领导人的生活，开会做个记录。另外就是做一些中央警卫队（当时也仅仅几个人）的思想工作。谈及这些时她丝毫不夸张自己的作用，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如何的荣耀。

再一个例子就是有关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问题。1979年中央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公布了一个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即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可是到了1982年中央党史有关部门找到一份经陈云确认的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其中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而只说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于是上面便要求在张闻天的生平履历上作重大修改，去掉"总书记"的职务。这时刘英想不通，她本人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遵义会议后她一直是跟随在中央领导人的身边。她说那时候她就知道他是总书记，大家也都称他总书记。到了陕北和他结婚，毛主席说我是娘娘也就是因为洛甫是总书记嘛。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负总责"哩？她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于是就在1983年7月的一天亲自带领文集组的两位同志去找编辑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力群，当面说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当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的意见办时，她服从了，在她的文章中把张闻天这个职务改写成了"负总责（习惯称总书记）"。

在这个问题上她组织上是服从了，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认为这是最终的结论。到了1997年，她又带领我和程中原一起去拜访另一位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时，杨老向她和我们两位编辑组的同志叙述了一段有关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他说，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这个问题便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总书记这副担子。杨尚昆的这个情况介绍，进一步说明《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实（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接受），同时这也说清楚了陈云《传达提纲》所说后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这也就证实了刘英所说的事实。

从这以后她完全支持包括文集编辑组同志在内的所有学者关于张闻天总书记职务问题的研究成果。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张闻天百年诞辰之前有一天（8月16日），我和何方两人到她家中陪她审查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念闻天百年诞辰的文献纪录片。片子开头的一句"关键词"就是写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任总书记"，片子讲到遵义会议时也用的是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那句话"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样片整个放的过程刘英都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看了。等到一个多小时两节片子全都放完之后，摄制组的同志征求刘老的意见时，她老人家高兴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地连说了两句"挺好！"，最后还说了一句："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时撰稿人李向前又向刘老反映说党史研究室的一位负责人审查该片时说了一个意见，要在遵义会议这一段加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一句。刘英立即明确表示："不要"，"因为这是写张闻天的片子，没有必要加。"第二天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审查小组开会讨论时，片子得到顺利通过。与此同时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成员何方专门写了一篇论述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论文，刘老认真地进行了审阅，完全赞成文章的观点，这篇论文隔月在无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散发后，得到了许多与会学者们的好评。

刘英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快三年了，回顾过去20多年她对我们工作的全力支持和关怀，我们每位同志都有深切的感受。应该说张闻天文集组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比较扎实的研究成果，都是同她这种一贯支持，特别是她的务实的榜样和教诲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