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终笑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本文选自《走近周恩来》，作者权延赤。

文革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图源:AFP/VCG）

1975年10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带。“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迸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恩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着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恩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像。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某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魔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暄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三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两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七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20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筒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迸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我见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笑。

这次笑很短暂，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后来，他又看过几遍这两首诗词，也叫我们念过。他去世时，这两首诗的小薄册就压在他枕头下。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看到听到的两首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