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狠批共青团四化 暴露中国群团组织的软肋

近年来随着共青团被习近平批评，作为党与群众之间关系纽带的“最后一公里”的群团组织改革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就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工作提出了改革要求，指出群团改革是中国当下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2015年2月中共引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自此拉开了中共整顿群众团体的序幕。

公开报道中，有关群团组织最常见的表述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本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与一般的社会团体相比较其独特之处除了不必登记或免于登记，还在于它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它们并非是“自治”状态，而是被列为列宁式政党的外围群团组织，在发挥社会功能的过程中贯彻中共的意志。改革开放后实行以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为主、以群团组织的上级组织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体制。

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还在于群团组织的成员规格不低。在中央领导层面，分管群团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现今活跃在中国政坛的政治人物，不少曾任职群团组织，比如中国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曾任共青团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陆昊等也在此岗位有过历练。

按照政治学的观点，在一个现代国家，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碎片化，政府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治理主体，战后西方国家，政府治理之外有不少空白和盲区，大量非政府组织随之产生，成为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社会分工日益碎片化、利益与阶层分化以及政府治理之外出现真空的转型时期。在此背景下中国也形成了各种作为社会组织的社会团体，但它们却不同于西方社会那种自治极强性的社会中间组织，相反体现出相对较强的政治色彩，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自清末到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自治组织早已经相当发达。然而，为了增强国力、巩固中共政权，使中国迅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建国初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共将原先承担着社会自治功能的各种公民组织如工会、农会、商会和各种企业家组织，转变为国家管控的基层单位。中国成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主义结构，社会一切生产、生活、分配均由国家控制与支配，社会自治组织赖以生存的公民社会环境的土壤较为贫瘠。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多元化已经出现，但社会团体的自治性只是有所增加，并没有得到更明显的成长。社会领域自发的组织都可能被看作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而被加以控制。中共采取“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方法来管控社会团体，社会团体的自治性并没有充分发育出来表达多元利益，相反依然带有很浓重的政治色彩，以群团组织较为典型。群团组织自身的特点恰恰体现了一方面国家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另一方面社会自组织的程度很薄弱，不能起到整合社会多元力量的功能。如此，中国形成“强国家一弱社会”的结构模式。

现如今，中共之所以依然抑制社会团体自治性的生长，既因为中国当下客观现实背景的制约，还因为中共自身对社会组织存在一定误解。

从客观现实背景来看，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各种矛盾尖锐，在此背景下，很难保证某些人不会趁火打劫，利用代表多元利益的社会团体颠覆政权，故中共难免会更重视稳定秩序。此外，中共自身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也存在误解。在现今一些官员、学者和百姓一直误认为凡是公民社会就是抗争运动，当代公民社会论者一般都把公民社会组织看作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他们认为依靠第三等级与政府抗争从而逐步获得自主发展的英美模式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唯一模式。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很多中国官员对公民社会以及对在公民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自主性发展持有消极态度。但现今社会已经出现广泛的阶层利益分化，多元利益表达宜疏不宜堵，若不同的利益集团没有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来表达其利益诉求，反而不可避免地直接与政府发生冲突。并且公民社会是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空间，社会组织也并不意味着与政府相对抗，它并不排除国家的进入，反而需要国家为它的活动提供一种秩序，同时也需要国家对它的不足进行救济。

而作为社会团体的群团组织因为具有浓重政治色彩自身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2015年7月6日召开的规格极为罕见的中央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厉言共青团已处于“高位截瘫”，再不改革，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不久后，中央第二巡视组进驻共青团中央进行专项巡视，在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团中央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四化”问题不是共青团中的特例，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群团组织中也普遍存在。

此外在中共牢牢管控社会自组织的现实背景下，公民社会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民间文化缺少自组织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长性没有发育起来，非常不利于文化建设。而现如今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文化建设的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综上，群团组织的政治色彩极为鲜明的现实有其存在的历史渊源和当下的现实背景，但在其特点下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亟待正视及解决。社会团体的自主性的正面意义及其在中国的落实更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