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加拿大人头税平反运动的感悟

要谈人头税平反运动，就不能不提及平权会。平权会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就为争取人头税和排华法平反。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以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曰哈珀总理在国会正式向华裔社区道歉、并象征式赔偿了生还的人头税苦主及配偶，而告一段落。平权会还继续支持一些人头税苦主家属争取彻底平反的要求。

平权会二十多年的努力主要在三方面。首先，是多次组织公开论坛、接受传媒访问及举办集会、请愿、抗议等行动，以宣传人头税不公义的历史，因而得到了全加拿大华裔社区广泛的支持。其次，是联络、游说，并最后获得了其他族裔社区及主流社会的支持，第三就是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义。这三方面都需要大量义工的不懈努力。作为这无数义工的一份子，我二十多年来参加了上述三方面的行动。我想在这里谈谈我的所见所闻及感受。

我不是人头税及排华法案的受害人。我参加了人头税平反运动的义工行列是因为深感这两项歧视法案的不公义。要了解这两法案的不公，就需要了解一下华裔在加拿大的历史。一八八○至八一年期间，为了兴建横贯加拿大的铁路、以保障卑诗省继续是加拿大的一部份，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召慕了共一万六千多名华工来到加拿大修筑铁路，这些铁路华工承受了极其危险的工作及艰苦的生活，其中有四千名华工为此而丧生就是最好的明证。但是，就在铁路完成后的一八八四年，铁路公司立即解雇了这些华工，至令他们陷入了更潦倒的生活。

接著，联邦政府在翌年通过了人头税法案，开始时每人五十元、后增至五百元。并更在一九二三年通过排华法，基本上禁止所有华人，包括甚至己移民加拿大的华人的家属，进入加境。至使很多华裔家庭被迫分离二十四年，直至一九四七年排华法被废除为止。在这期间，华裔没有选举权，唐人街成了”王老五”社区，窒息了华裔社区的发展，并因而阻迟了华裔加入主流社会，例如参政，的机会。所以人们称人头税苦主、家属及甚至整个社区是该两项歧视华人法案的受害人。我们说这两法案是种族歧视法案，因为它们都只是针对一个族裔(华裔)而立的。有人将近年政府征收新移民的入境费与人头税相提并论，那是不适当的。因为那入境费是向所有新移民征收、而不是只针对一个族裔(华裔)移民而订立的。

全加华人协进会(原名是全加华人平权协进会)，简称平权会，于一九八○年四月诞生，接著在全国十七个城市成立了分会。平权会成立是另一个全国性的抗议行动的结果。这就是一九七九至八○年间的抗议W-5运动。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曰全国最大的电视台之一的CTV，在其W-5(即What, When, How, Why and Who)时事评论节目中播出了一个环节，该环节的主持人用一些统计数字及多伦多大学一些药剂系的华裔学生的影象，声称”加拿大的大学校园被外国人霸占了”。所以该W-5环节被称为”校园大平卖”(Campus Giveaway)。

但事实上，该节目的所谓统计数字并不正确、并甚至是被歪曲了的。而更重要的是，节目中当年显示的华裔学生没有一个是外国人，他们全是加拿大人，有些是土生土长的、有些是随家人移民后已成为在加拿大纳税的公民，是华裔加拿大人。W-5节目最大的错误在于只因为那些学生的面孔肤色不是白人，就宣称他(她)们为外国人，这是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在作祟，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是我们抗议W-5的原因。

抗议运动的结果是，CTV在一九八○年四月，就在全国抗议W-5行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正式向华裔社区道歉、承认”校园大平卖”的报导不公正、有种族主义成份。这次抗议行动是华裔在加拿大历史上一次大的政治觉醒。抗议W-5运动的胜利是建筑在动员整个社区集体行动、广泛联络其他族裔包括主流社区的支持、以及诉诸法律行动等三方面行动的结果，可以说，这是为人头税平反运动创了很好的先例。

平权会在成立后，从一九八四年温哥华的国会议员马嘉烈.米曹为协助一位人头税苦主首次在国会提出平反人头税问题开始，二十二年以来，超过四千名人头税受害人及其家属向平权会求助、并委托平权会代表他(她)们向政府要求道歉及赔偿。平权会并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支持几位人头税苦主代表向联邦政府提出集体诉讼。

在二○○六年联邦大选中，平反人头税问题成了大选的热门议题，平权会在竞选开始不久就向联邦四大政党呈交有关该问题的问卷，要求他们向选民表态、交待他们就人头税问题的立场。除了当时执政的自由党外，三个反对党都正面地回答了平权会的四个问题，即：政府及国会应不应道歉，应不应赔偿，会不会征求人头税苦主及家属联盟的意见，会不会与华裔社区协商？在竞选期间，为了让更多加拿大人包括华裔人士了解人头税不公的历史，平权会各位义工分别出席了各候选人大会、社区公开论坛、游说政客、接受传媒采访等。我个人就接受了传媒采访并参加了电视访问及公开论坛。其中，全国最大主流报纸环球邮报就在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刊登了访问我的以”人头税成为大选热门话题”为题的全版报导。我并代表平权会在二○○六年一月出席了新时代及OMNI中文电视的公开论坛及专访。

其实，平权会从一九八八年开始，曾多次在各联邦大选中提出人头税平反作为选举议题，但那时都未能得到大多数选民及候选人的认同。那么，为甚么平反人头税问题会成为二○○六年联邦大选的热门议题呢？以我个人的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当然是平权会二十多年来努力的结果，人头税的不公义已深入民心，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其次，是当年的联邦大选竞争非常激烈，时事评论一般都认为各政党只是希望能以少数政府胜出，各政党因而都希望得到不同社区选民的支持，。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联邦多元文化部长陈卓愉在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曰与根本不代表人头税苦主及家属的全加华人联会(以下简称华联会)等十五个组织签订了一个就人头税问题的原则性协议。

该协议的先决条件是政府不道歉、不赔偿。自由党政府就人头税问题的不道歉、不赔偿的立场，以及排除了人头税家属联盟及为人头税平反运动努力二十多年的平权会于协议之外，引起华裔社区包括中文传媒极大不满。另外，自由党靠他们当时在国会一委员会占多数的地位，将一保守党国会议员提出有关人头税的C-333提案改到面目全非，除删去原文所有有关为人头税道歉的字眼外，还前所未有地将华联会列为唯一代表华裔社区的组织。虽然在竞选后期自由党马田总理被迫改变初衷说他会道歉，但是，各反对党以至主流传媒都纷纷指摘自由党政府的政策失误及不当行为。

当时的联邦卫生部长杜智新在竞选后期向传媒透露，他与其他部长在政府内阁会议上被误导，还以为华裔社区已有共识：同意政府就人头税问题不道歉、不赔偿的立场。其实，陈卓愉部长是完全知道平权会要求道歉和赔偿的立场的。他更有意或无意误导社区或甚至政府内阁说政府如果道歉就会在法律上要负担巨大的赔偿责任。事实上，法庭早已宣布人头税苦主的集体诉讼败诉。法庭虽然同意人头税只向华裔人士征收是不公平的、是有种族主义成份的，但法庭决定：有关人头税的法案在当时国会是合法通过的，所以政府在法律上没有责任赔偿(no legal liability)。与此同时，安省高等法官认为政府在道义上是有义务(moral responsibility)纠正此一不公正的人头税法案，并明确表示:”国会应考虑为人头税受害人及华裔移民法(即排华法)的受害人提供道歉及赔偿。”

从上述可以看到，自由党在二○○六年联邦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与人头税议题是分不开的。陈卓愉部长是要负上一定责任的。同时，华联会主席在保守党胜出之后，还坚持要求新政府履行那以”不道歉、不赔偿”为先决条件的所谓原则性协议。再加上，陈卓愉与华联会在修改后来胎死腹中的C-333提案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就人头税问题上是否真正代表华裔社区的利益和社区的尊严？

当然，除了平权会之外，九十年代初在卑诗省成立的”加拿大人头税家属会”及二○○五年成立的”安省华裔人头税家属联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华裔社区无数前辈为争取我们在加拿大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和贡献，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我在这裹只想提及这些前辈的其中一位，那就是在一九五六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华裔国会议员的郑天华先生(Douglas Jung)。郑天华先生是加拿大二次大战的复员军人，他们与当年的华裔前辈包括那些铁路华工，为捍卫及建筑一个统一的加拿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郑天华先生在七十年代的一次加拿大华裔复员军人的集会演讲，说出现在华裔社区很多人不知道的一段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际上参入加拿大军队的华裔只有几百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参军行动的本身，有力地说服了及促使国会在大战结束后第二年即一九四七年通过废除排华法案、并让华裔开始享有与其他加拿大人一样的选举权。

最后，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有关郑天华国会议员的故事。一九五七年，被当时的总理狄芬毕加任命为加拿大代表团团长的郑天华先生，到纽约联合国大厦参加会议，当他进入会场正要坐上加拿大代表团的席位时，一位工作人员拦住了他，说这是加拿大代表团的座位，郑天华先生回答说:”我就是加拿大的代表！”

事实上，上述提及的我们在抗议W-5以及人头税平反运动中所采立的三方面的行动，尤其是两次法律行动都是基于加拿大人权宪章而进行的。两次运动都是基于我们是加拿大的公民、加拿大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国策的移民国家而获得成功的。所以，自抗议W-5运动之后，我们采用了华裔加人(Chinese Canadian)、而不是加国华人(Canadian Chinese)的称呼，就是刻意表明我们与其他族裔加人无别，都是承担国民责任和享有国民权利的加拿大人，我深信这是上述两次运动的最重要诫训。为了我们及我们下一代的将来，这是我们所要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