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宣布封笔归隐 称媒体不公

“在修订完这四本学术书之后，我将退出文化圈，不仅是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7月16日晚 上，余秋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新京报上海专电，一段时间以来，余秋雨一直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只是让助理金克林对外发言。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除了撰写记忆文学《借我一 生》之外，又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约，为他早年的四部学术 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 史述》、《艺术创造工程》再版 埋头做一些修订、补充的工作，余秋雨说，为此他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这些书 配上相关图片，也使得修订进 展很慢，从开始着手至今，已 有近两年的时间。预计全部工 作将在今年8月底完成，今年 年底出版。而《借我一生》已经 由《收获》杂志第四期选载部 分章节，全书将由作家出版社 在7月底正式出版。

“《借我一生》全部可信”

余秋雨将出版《借我一 生》的消息传出后，在文化界引起了争论。就“真与假”的问题，余秋雨说，“《借我一 生》全部可信，因为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自己所写的是父亲、母亲、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长辈面前讲假话。另外，书中提到的很多人还活着，包括一些同学和朋 友。而且书中都有名字，所以不可能造假。”

“澄清一些误解”

余秋雨称，《借我一生》还 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纠正人们对于“文革”中学生造反派的误解。余秋雨认为，“学生造 反派在当时造反的时间最多半年，文革十年有九年半是工宣队搞的。其实所有的灾难，都是工宣队造成的。学生造反 派是有过几天莫名其妙的行为，毛主席说造反以后，学生 们就很天真，相信了上面所说的阶级斗争很严重。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学生闹了半年。后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学生造反派只能在学校上学。 工宣队虽然做了这么多坏事， 可是后来完全给保护起来了。 这里边有阶级观念问题，好像坏事都是学生做的，工人一定不会做坏事。但是在文革中， 工人做了大坏事。除此之外， 军队比工宣队好一点，他们毕竟受到部队的很多制约。工宣队是真正的捣乱。这个和背景有关，工宣队的背景主要是王洪文、王秀珍这些人，军队的背景不明确。”

退出文化圈的原因

余秋雨称，除了对文化圈的不满之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达成了早年的心愿，也是他封笔退隐的原因之一。

早年的余秋雨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回忆这一段历史，余秋雨认为，“别人对我的尊重和服从不是针对我本人，而是因为我院长的权力。几年的院长当下来，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文化人。”于是，他决定辞职，还说为此不惜放弃当文化部长的机会。余秋雨称，正是由于辞职，他才有机会从事中华文明的发掘和传播。与凤凰卫视的合作，更使他的心愿得到满足。借此机会，他亲身考察了不同的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进行了一番比较，并纠正了自己原来对于中华文明的一些看法。“我的心愿基本实现， 以后可以不再理会任何是是非非了。”

余秋雨：部分媒体对我不公正

●余秋雨的广为人知，与他上世纪90年代成名后频繁出现于媒体有直接关系。期间他与媒体也偶有龌龊。在他宣布封笔时，也发表了对媒体的一整套看法。

●本文为记者采访余秋雨时的谈话录音，经余秋雨授权整理成文。

我们的传媒和文化界的一些人，思路和广大人民群众相差非常远，他们认为已经把余秋雨妖魔化，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批评我的传媒 看上去范围很大，实际上是 一个小范围。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我的书还是卖得最好的，我可能也是文化 人当中被非文化单位邀请得 最多的一个。中央电视台歌 手大奖赛请我出来，一个重 要的因素就是，参赛歌手的文化素质都不怎么高，请我们评委参与，也是想提高文 化的含金量。我相信那些真 正的学者都诧异了，如果你 出来做，收视率就可以很高 很高。

传媒当中有一些话语系统，有一套自身固有的规律。 时间长了之后，我也不跟他们生气。我很高兴呢，我经常这样想，你们会闹腾到什么 时候呢？老百姓已经不是这 样了，人们已经不再那么相 信你了。而且，事情发生在我 的身上的时候，你们更可能 失去人们的信任。因为什么 呢？比如，你们讲过所有的文 革问题，始终没有提出过一 个证据。他们当然到处都在调查你，我可以这么说，很厉 害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界， 几乎没有一个人进行过调 查。这就产生一个什么好玩的情况，就是传媒构建出的 一个话语系统，是少数传媒， 不是所有传媒，坚定不移地 造谣和诽谤。

这就让我在这个问题 上产生了这么个想法，就 是中国传媒和世界传媒有 什么区别？有两点区别，一 个是他们的上下等级非常 明显，国外也会有非常糟 糕的报纸，整天骂人的，正 是因为等级明显，这个大 家都不会在意的，“哦，它 又在骂你”。但是我们中国 呢，全是党的喉舌，国家的 传媒，讲错了也不检讨的， 坚决不检讨的，始终讲一 个人，乱讲，乱讲，乱讲到 底的。这就是有的报纸，层 次很低了，大家哈哈一笑， 这是第一。

第二，大的报纸，如果是公众媒体的话，它有对立制衡。所谓对立制衡就是，有一份报纸，就一定有另外一个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对某件事是一个说法，《华盛顿邮报》很可能不是这样，跟你对立制衡。我们没有这对战，我们不可能有对战，我们偶尔可能发表一篇不同意见，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的对战。由于这两个原因呢，(媒体)就失去基本公平。

我现在想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中国的媒体，就是有一两家报纸，它对于媒体进行制衡，不是监督。它是媒体，我们现在不能构成两个系统，只是说有一两家报纸，对媒体本身进行了制衡。而制衡的力量只有一个，就是真实。这点很厉害，像美国最近以来，不管小布什怎么样，其实它也是和总统竞选没关系，关于伊拉克的情报的问题。毕竟是你错了，你要把错处讲清楚，错的地方你必须要检讨。媒体的所有的尊严就是这样建立的，就是在认错上。如果这么滑下去，构成一个话语系统，不管你怎么来证明，怎么来说，坚决不改。这是一点。

第二点，有些媒体就是选取一个没权没势的人去讲。为什么选我理由非常简单，不是大恶大善的问题，我想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善良，我连批评人都没批评，你看我的文章，骂人都没有骂。文革当中就更没有了。这就造成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你没有权，没有权在两方面，一方面我死活不当官，如果我做个部长，那他们绝对不会碰我，这是第一。第二，我没有圈，这也是我自己找的，文化界找个圈很容易，北京好多作家都找了圈，你在圈里他不敢惹你，因为惹到你就会惹到这个报社和主编。你知道我当时要编一个圈是很容易的，我学生那么多，这些我都没有。

所以有一点可以证明，十几年来，不包括网络文章的几千篇批判文章证明一点，就是我是一个没权的人，骂我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不会惹到某些部门，不会惹到任何厉害的人，于是他们就骂。这个我想是主要原因，没有其他原因。你要找什么把柄？文革问题，好，普遍的问题，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文章写得不好，文章写得不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上电视？我其实机会并不多，就是出来的时候可能影响大一点。北京多少人在主持节目，好多学者都在主持节目，我出来就几次，只是影响大一点，那怎样呢？

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利用传媒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了，最早并不是我去上传媒，应该是上海王元化等一起上的。世界大学生辩论赛，要找一些人做评委，金庸、王元化、我，都是学者，尤其是我讲得比较好一点。后来惟一一次出去就是凤凰卫视，哪一个学者能够像我一样有胆量，去走中东？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没有一个，那是天天有可能被绑架的。

这是整个背景，我想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接受采访，我们本来是不熟悉的，我想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不准备去为自己洗刷。有没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一件事情，我非常希望通过一个值得信任的报纸，对这种非常可怕的传媒攻击进行制衡。只能说是制衡，而不是挑战。这种传媒攻击在过去，经过文革就会知道，硬讲刘少奇是叛徒，大家好像是肯定了，其他材料大家都不要了，几十万篇文章就批叛徒了。这是中国的特点。

那么有没有可能制衡一下呢？谈起来，这里面有的是学术问题，比如知识分子要不要跟媒体大众来表达自己，那么纸质媒体和电波媒体到底区别在哪？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直到(媒体)进行人格攻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本来是可以讨论的，比如，知识分子有几种，我明确讲，我这个知识分子是影视剧的专家，影视剧、电视剧就是我的研究方向，我博士生有一门课就是研究电影和电视，他们必须作谈话节目，我必须示范，这是我的学问，就像陆谷孙教授要出来做英文翻译一样。这个不是作秀，电视谈话是我的学问，是我研究的范围。

我们的文化传媒，第一是骂人，就是诽谤。诽谤在国际传媒的概念已经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中国我问过好多法学家，中国因为是兵荒马乱过来的，强调刑事案件，杀人啊，抢银行啊，对民事案件不重视。而民事案件非常具体，如果真的是钱的问题，会比较好判。而对名誉的问题呢，我有时候想打(官司)，打起来又不行，而且要通过很多复杂的关系，耗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关键是这个法庭，实际上这个法庭就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