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中国政治改革正值其时？(2)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中国国内市场的庞大，以及他们与国际金融系统接轨的谨慎，减缓了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冲击。尽管，他们尚未感受到本次危机最严重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对这次全球面临的挑战也并非完全免疫。

布鲁金斯研究所《布鲁金斯评论》近期发表了“新力量”网络研究总监叶芮（Ray Yep）撰写的一篇题为“经济低迷和不稳定的中国：政治改革正值其时？”（Economic Downturn and Instability in China: Time for Political Reform?）的论文，认为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或是到了改变政治体制的时候了。文章说，到今年年底，中国的失业率预期将达4.6％，这是1980年来最糟糕的数据。数千万情绪不满的失业工人存在，会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中国特有的一些制度使得中国政府面对这个威胁显得特别脆弱。至今为止城市的工人也没有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保障网。中国政府尚未制定出一个能够在雇主、雇员和政府之间公平分担福利负担的制度。

民主作为一种安全阀？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撰文指出，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错误的思维。危机也是发展契机，如能有效地克服这场危机，中国发展就会进入新阶段。契机不光是指经济发展的契机，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契机，危机也迫使政府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资料图片）

叶芮指出，鉴于这一系列纠结不解的难题，扩大公众的参与管理，也可能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可能有助于充当安全阀，释放社会紧张的压力。在2008年 12月10公诸于世的08宪章，代表了对这种努力的最新的理论阐述。最先参与签署的是300多名大学教授，企业家，作家，律师，和社会活动家，该文件设计立意者也是蓄意模仿捷克斯洛伐克77宪章运动。这项文件严厉批评现行的政治秩序：

“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这些签名者们继续呼吁，进行体现具有普世价值观念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和宪政的改革。不出所料的是，中国政府作出了反应，采取强制措施。一些签名者被审讯和被警察关押。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上对08宪章的呼吁展开了进一步的驳斥，重申了中国民主的独特道路，并排斥在中国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分权的可能性。简言之，中国将实施政治改革，但是是按照其自己的风格和速度来进行。

说中国政府完全漠视民众的政治改革要求，这可能是不公平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访问美国时，就呼吁说，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在过去30年的市场改革中，超过250个的新法律获得通过，在村一级的农村地区竞争性的选举已经广泛实行，在乡镇和县一级进行了选举的实验。

由于采用新的法律，如行政诉讼法，中国公民确实享有了一种以小博大的新杠杆，来对付他们所不满的地方政府官员。但是，共产党也设置了一条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党的统治地位不容质疑。正如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后所说的：“党确实犯了错误，但正是党自己纠正了自身的错误。”其中的核心思想和观点，也在吴邦国的工作报告中得到了呼应，那就是，应当由共产党自己单独来决定政治现代化的时机和方式。

关键还是经济稳定增长

一切希望寄托在经济增长上？（资料图片）

叶芮的这篇文章认为，对于胡锦涛领导下的共产党来说，2009年几乎可以说是大胆推行政治体制变革的理想之年。2009年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20周年和纪念解放西藏50周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下去，09年也将成为的社会和经济混乱之年。对党的领导人而言，“社会和谐”是当务之急，而“社会和谐”，也是维持现状和暂停实行政治多元化的同义语。共产党不同于自由派的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只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才能解决社会冲突和紧张的问题，而共产党认为经济稳定才是维护秩序的一种更可靠的选择。

正如温家宝在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所阐述的，中央政府对于这个考验他们施政能力的时刻的反应，是提出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和公共开支的急剧增加。

为此，政府对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部门给予慷慨支持。例如，该计划要求社会保障开支增加18％，2009年给农民的直接补贴也以这个幅度上涨。此外还将将在未来三年内对医疗卫生改革投入8500亿元。这些“以人为本”的政策，按温家宝说的，恐怕是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办得到。2009年公共开支增加24％，是由9500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赤字来支撑的，也是1949年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

然而，对共产党而言，这是一种昂贵但是有效的管理战略。对中国领导人和共产党来说，过去30年里持续不衰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给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意识形态理想破灭后的中国人一种重新振作起来的力量，经济的增长被证明是一种安抚人民和维护党的合法性的有效方式。

中央党校教授提出：政治改革可在部分省份先行。认为政治改革较经济体制改革更需要时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既定的路线图。（资料图片）

政治改革，可能有助于加强中国官僚阶层的行政能力或营造一个更有利于营商的环境，因此这样的改革被认为是有益的而受到当局欢迎。而政治自由化，就像维权知识分子和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所倡导的那样，是不受当局欢迎的。

叶芮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在民众要求变革的压力达到临界点，而且统治受到暴力推翻的威胁时，当权者才可能考虑将手中的权力让人分享。

在中国，社会紧张局面可能已经更为严重，对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正在快速增长，

但是，假定其统治的具有韧性，假定依然能成功地维持经济增长，其机制仍然基本上是完好无损的，那么值得商榷的是，是否共产党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并准备对实施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压力让步？

实际上，开放政治改革将只会出现在下列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对其独霸权力的地位感觉良好，并相信它有能力控制这种改革的速度和方向。而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动荡和逆境中，似乎还无助于展开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