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旗事件”采访当事人和曲涛先生

51编辑注：这是发表在本期多伦多都市报的记者采访组的采访报道，原标题为“五星红旗为何没有飘起来？”。

~~~~~~~~~~~~~~~~

2006年1月15日在Rogers Centre（罗渣士中心）举办的“同一首歌”演唱会，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由华人举办的最大型最成功的一场演唱会。之所以说是“最大最成功”，是因为这场音乐会，无论从投入资金，到参与演出的国内名演员，到观众出席人数，都是第一位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同一首歌》是一场整体上绝对成功，激越人心的演唱会。所有为这场演唱会付出劳动的来自中国的，以及本地的朋友，包括组委会全体人员，以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都是值得我们尊敬、感谢以及赞扬的。

一个令记者无意触及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场有着两万多名观众参加，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晚会，除了在张明敏高歌《我的中国心》时，演唱会场二楼有过一面中国五星红旗短暂一现外，全场看不到五星红旗飘飘的景象，这种“安静”与“克制”，与姚明在北美各地的比赛，与加拿大本土的其他同类别的演唱，都截然不同。

当然，五星红旗没有在罗渣士中心飘扬本来并非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加拿大，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华人对祖籍国的感情很含蓄，可以理解为华人观众懂得怎么看演唱会。记者之所以提出“五星红旗为何没有飘起来？”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演唱会开演前，曾有一群持“五星红旗”的华裔观众，与组委会曲涛等个别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持旗者最后不得不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会场。事后当事人就当天发生的事情发表了不同的表述。

上篇 “我们含着眼泪送国旗”

“世界唐人街”是由本地数位成功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组建的网上超市，被采访者郑女士、刘女士、王先生、路先生是该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是“国旗事件”的一方当事人。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那天有两位观众分别找我们，希望我们能到124区去看看，说有观众与警察发生争执，当我们到达现场后，看见王先生在警察护送下，手拿中国五星红旗离场，我们拍了照，但对前面发生的事情不清楚，现在请你们详细清晰地介绍事情的起始经过。

郑：我先介绍“世界唐人街”公司，它的前身是“家乡味”购物网，经营了一年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扩展为更大的网上超市。公司于去年12月申请注册，现在已完成所有筹备工作。

刘：“世界唐人街”马上就要开业，在这之前，我们做了一些公益活动，譬如1月6日姚明来多伦多比赛，我们买了几十张球票送给会员，那天我们打上了“世界唐人街祝姚明康复”和“世界唐人街爱姚明也爱猛龙”等横幅。

郑：这次“同一首歌”在多伦多演出，事前我们准备了中国五星红旗五面，加拿大国旗两面，以及三条横幅助兴。

记：有人对“世界唐人街”这个名字有看法，觉得是有某种宗教背景？

郑：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公司，与任何宗教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

记：三条横幅上是什么内容？

刘：一条横幅上是“世界唐人街同唱一首歌”；另一条是“世界唐人街祝天下华人狗年旺旺”；还有就是“世界唐人街祝祖国人民旺事如意”。

记：你们在“同一首歌”演唱会场拉出这三条横幅，有很明显的商业目的吧？

郑：确实，是有商业目的存在。不过，中国是个喜欢热闹的民族，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我们想借助这个机会表达我们的心情，就算在商业目的引导下，但内心所要表达的，是对祖国亲人的欢迎，对同胞的问候和祝福，这很正常的吧？

王：其实，这件事情后来已从商业目的中分离出来，变成很单一的“国旗”事件。在演唱会开演前一个半小时，我们在五号门外拉起了横幅，打起了加拿大国旗和中国的五星红旗，很多同胞看见就很激动，不少同胞纷纷在中国五星旗前拍照留念，那种情况相当感人的。我们有照片为据。照片上同胞的笑容，还有他们和五星旗的合影，读者可以判断，这里商业的成分有多少？！

记：你们携带这些东西进场，跟Rogers Centre的保安人员说了吗？

刘：说了。全部经过保安检查，包括三条横幅，加拿大国旗，还有中国国旗，还有一些荧光灯等，都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记：曲涛说你们还拿着一个手提扩音器？

刘：这是个很微型、耳挂式的话筒，是拉拉队指挥用的，声音只有啦啦队听见，根本不会影响场内的观众。

记：你们给保安检查时他们怎么说？

王：他们嘱咐我们注意不要挡住观众的视线。当时我们坐在124区，为了试验怎么能不挡住观众的视线，在找到座位后，就将一面五星旗，还有横幅试着展开，这时走来两位佩戴工作人员牌证的华人，估计是会务组的，他们的态度相当好，叮嘱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不要展开，以免挡住后面的观众。

路：后来我们再次挥舞国旗看看怎么能不影响后面观众的视线，这时那两位工作人员又来了，让我们把旗子收起来。

记：据说他们问了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中间有人说是曲涛的朋友？

刘：我们没有这么说，是谁说，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都穿着统一的服装。

记：就是印有“世界唐人街”字样的服装？

王：对，还印有wchinatown.com字样。

记：后来呢？

刘：后来曲涛就过来了，他没有佩戴任何工作人员的牌子，上来就是满脸发青一脸不高兴地说：“拿走，拿走，统统拿走！”

记：曲涛来的时候，警察在吗？

刘：警察在，但不多，好像就一两个人，但曲涛来了之后，警察随后就多起来了，总共好像是4个人，还有保安。

记：曲涛来了之后有了解你们是谁？发生什么情况吗？

郑：没问我们是谁，更没有问是什么情况，就是要我们把东西拿走。

记：我们的记者在演唱会结束时问过曲涛为什么不让你们摇国旗，他说：“国旗？什么国旗？”，据曲涛后来的说法，他在现场没看过有国旗。

刘：现场有许多照片能证明是否有国旗，你们的记者也拍到国旗被送出去的情景。

记：再问一次：曲涛来的时候，你们手上有没有拿着中国的五星红旗？

刘：当然有。当时我们的同事说：我们把横幅放下面行不行？曲涛说不行。然后同事再恳求：把横幅拿走，留下国旗行不行？曲涛说，不行，都拿走。

路：然后围观的人中还有人调侃地问：那留下加拿大国旗行不行？曲涛说：拿走，拿走，统统都拿走，不拿走就叫警察把你们赶出去。

记：这么说，你们肯定曲涛是知道有国旗的？

路：肯定。我们没有把国旗收起来。

郑：曲涛说他不知道国旗是说不过去的。当时我还问他，你是谁？警察还佩戴警徽呢，你凭什么说我们？你没有证件，怎么能证明你是会务组的？你代表谁？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们举国旗？你有什么资格让警察把我们赶走？曲涛听我这么问，铁青着脸，一边走一边说：“拿走，都拿走。”

曲涛说不能挂横幅，我们问他为什么专业人士协会的横幅就可以挂，他说那不同，我们恳求了也不行，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恶劣，《同一首歌》是中国人共同的演唱会，不是你曲涛一家的演唱会，我们是为中国呐喊，有什么不对？

记：警察是曲涛叫来的吗？

刘：不知道。可能是会场的工作人员叫来的，大概看这边有争执。后来警察让我们将国旗和横幅都送出去，当时你们记者也来了，正如你们记者看见的，我们为了顾全大局，多大的委屈都得忍，所以，就让sam(记者注：王先生)把国旗和横幅送出去，当时是一名警察把sam送出去的，看见这个场面，我们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刘陈述时语咽）

路：我不知道记者你理解不理解，我们远居他乡，忽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演唱会，演员是中国最优秀的，歌舞也是中国最优秀的，两万多名观众，来看音乐会是其次的，有些位置，根本看不清演员的模样，但大家图的是什么呢？就是互动的气氛，表达的是我们对中国的怀念之情，这点情感难道他曲涛不懂？

刘：那天我们是现场最好的啦啦队，你们在场上听到的喊声，像“春波――小芳”、“林志颖，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等等，都是我们啦啦队喊出来的。那天为了表达我们对祖国的情怀和对大家的新年祝福，我们在最后一个节目，放弃了看李谷一的表演，在5号门外拉起了国旗，观众后来出来的时候，看见我们都很感动，他们纷纷走过来向我们说谢谢。

郑：其实，这件事情是很本能的对祖国的感情，如果前面是有商业炒作的想法，但到了最后，就是纯粹地表达对祖国的感情。我来加拿大十多年了，我很清楚把国旗留下来，于情于法于理都没错。许多人虽然入了籍，但听到中国国歌，闻到乡音，看到国旗，就很激动，要照相。曲涛先生是在中国长大的，他对中国有多深的感情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对祖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为什么不能包容我们对祖国的这种感情呢？还让警察把我们赶走！

刘：我们的同事今天（1月17日）还给警察局打过电话咨询这件事情，警察局的答复是，没有规定不能在公共场所内举国旗。

王：后来我们真的没往商业上去想。如果问我们，为什么如此热心，就一句话，只要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积极投入。

记：我们记者到达的时候，看见警察和王先生拿着国旗往外走，你们后来去哪里？

王：警察让我把东西放回车里，这样我只好把国旗送回车里。

记：你们说后来在临终场的时候，在5号门外又拉起了横幅国旗，那些是哪里来的？

刘：是路先生到车里拿回来的。

王：我们这么坚持，完全是对祖国怀有很深厚的感情。我是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我们中间不只我一人是专业人士协会的，我真为专业人士协会有这样的理事长羞耻，我当时就萌发了想退出这个协会的想法。

记：事后曲涛有找你们沟通吗？

刘：没有，这事情过去那么久，曲涛一直没有与我们沟通，我们曾想给他一个机会，但他并没这么做。最后我想讲的，请允许我代表“世界唐人街”感谢组委会以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给大家带来空前成功的《同一首歌》演唱会；感谢付出辛苦劳动的全体工作人员，包括曲涛先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对曲涛在“国旗事件”前后的表现表示非常遗憾。

中篇 曲涛：这是个编造的故事

《同一首歌》演唱会后，记者曾就“国旗事件”数次与曲涛先生联系，后来在他的要求下，定于1月24日傍晚7点30分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采访摘要。

记：曲涛先生，能先向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同一首歌》里面担任的职位？

曲涛（以下简称为“曲”）：我的职位特别奇怪，这次活动非常非常大，我们光分工合作就有9至10个部门。我的职位叫community chairman（筹委会主席）。因为我们是干活的，所以叫什么名字都没关系。我想我比较会开会吧，就自己给自己的工作定位，跟踪一下。我不是最辛苦的，很多同事忙起来两三天都在会场，确实是蛮多事情的，像杨宝凤，还有严硕是管节目单……

记：是一个team，是吧？

曲：是一个team！最大的特点是无条件的贡献，互相之间的支持。你想在这么短时间内把演唱会办起来，好多人是好几星期没怎么好好睡过觉，有的是一宿两宿三宿，杨大姐在圣诞那天去送票，在车上还睡着觉。我们这么工作着，都是无条件的。举个例子，我们的电话，一天就（把电池）打完……每个人都是volunteer。这次群众演员就有300多吧……

记：总的评价怎么样？

曲：我想公众会给评价吧。因为从我们来讲，尽力了。

记：那天你在前台工作的时候，是朱军把你叫去的？他说有一帮人是你的朋友？

曲：我过去看肯定不认识。

记：你一个都不认识吗？

曲：我可以这样说，我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是按秒算。（当时）稍微看了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因为他说是我的朋友。

记：那你到那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国旗？

曲：绝对没有国旗。过去的时候觉得有点突然，他们是三、四排人，都是一拨的，具体几排也记不清楚了，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一样的，我文字忘了是不是一样，但那个banner（横幅）的制作，布料的颜色是一样，还有手提麦克风。

记：有手提麦克风？

曲：对！所以这就很明显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来看节目，绝对不想有任何的麻烦，所以我跟他们说把你的banner拿走。

记：当时你有没有看清楚他们的横幅写着什么？

曲：没有太注意，也没有时间。

记：他们说，当时你过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也没有向他们了解情况，就要他们把东西拿走，有没有这回事？

曲：没有这回事。只有两个banner和麦克风，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说法挺武断的。那天你不是也过去了？你到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们俩之间接不上。我在那儿很短很短时间，我也不可能有时间。而且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要不是说是我朋友的话，我也不可能就过去，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我离开的时候，听到他们在吼，在那里骂人。

记：你听到他们骂什么了吗?

曲：一直在那里吼。那时候我不开心，他们更不开心。这件事是这样，你要考虑到，这不是该我处理的事情，实际是朱军他们几个处理，我过去只是看是不是我的朋友，我已经做完我该做的，剩下的都不关我处理。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是说国旗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topic。你要倒过来想，他们拿着中国国旗，我会叫他们拿走？你可以去想，I hope there was one！（我倒希望有个理由！）非常荒谬。

记：所以我要了解他们所说的。

曲：没关系。

记：你去的时候警察已经在了？

曲：我去的时候人好像挺多的，已经有很多人围着。

记：有没有发现警察呢？

曲：没太注意，反正警察在场内肯定有。

记：警察是你叫来的？

曲：警察？我们过去的时候，我想已经在旁边了。

记：就是说你没叫过警察？

曲：警察已经都在里面了，刚刚说了，因为警察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人。

记：我们向当时在现场的观众了解过，“曲涛的朋友”不是他们说的，是旁观者说的。

曲：这不是我关心的事情。有些东西不能张冠李戴的，就事论事，那里面两万一千人里，肯定有我的朋友。说话一定要负责任，我不清楚现在他们找你过来是要聊什么事情，是说国旗事件呢，还是……

记：我们先要把具体情况弄清楚，要把他们所讲述的事情向你问清楚，看是怎么么一回事，需要了解。

曲：我不需要跟他们去对质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他们说什么是他们自己的story（故事）……叫朱军一起来，我现在把他叫过来，你还想再聊吗？

记：我问完你之后，你再把他叫过来。

曲：这样我觉得不是太好。

记：那可以呀，叫朱军来没有问题的，他只要愿意来的话。

（曲打电话给朱军）

曲：他过不来……

记：他们说当时你来的时候他们拿着国旗，他们问你 “我们把banner拿下来，留下国旗”，然后你说“不管什么旗都拿走，都拿走，”后来他们就开了句玩笑：“加拿大国旗也拿吗？”你就说“拿走，都拿走。”

曲：这么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这个是non logical（不合逻辑）。如果一个人在那拿着中国国旗，我说国旗不可以用，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去说这个事情，而且谁去讲的话，他自己最清楚。是吧？我不知道是谁讲给你听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可以问他们是谁把国旗拿走的？这很容易就问到，是吧？如果说谁把国旗收走的话，你问是谁收的，很容易核实。如果你找到了人，我是说收走国旗的人，你有没有找到？

记：他们没有说有人收他的国旗……

曲：所以说……你不觉得这里面很荒唐吗？如果有人收他的国旗，你就问是谁收的，都可问得出来。如果说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你又找不到人，完事你就说他们说是我不让他们插国旗（曲笑）。

记：因为我去到那里，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警察要他们自己把国旗拿出去，他们告诉我说，是曲涛要他们拿走的，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曲：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谈太多这件事情。我说了好几遍了，当时我是以秒算时间，看到的就是两个banner跟一个麦克风，我觉得再讲都是浪费时间，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很有意思。

反正你们做媒体的都知道怎么去处理。因为从这次整个活动来讲，应该说那天非常成功的……没有出现什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

记：我们看过他们的横幅，上面写的是：世界唐人街同唱一首歌，还有祝祖国人民什么狗年旺事如意，像这样的两个横幅，拿进去是不是违法的？是不是违反了你们组委会的要求？

曲：因为我们的banner都是有组织放进去的，那些都是我们一些大的主办组织，一些大的赞助商，我想朱军已经给他们解释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也没有任何权力去处理。

记：那你去叫他们收起来也是根据会务组的要求？

曲：这个不是会务组。这个当时很清楚，那两个banner还有那个扬声器，我想你不会带一个扩音器进去吧？对不对？

记：他们当时据说还跟你说了一句“为什么专业人士协会的横幅能够挂，怎么我们这个不能挂？”……

曲：他们具体的我不感兴趣。

记：他们这句话究竟说了没有？

曲：我真的不记得了。他们肯定说了很多东西，就在那里吵，这不是我感兴趣的。刚刚说的那个专业人士协会的banner，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挂在那些该挂的地方，你都看见啦，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问题。

记：矛盾的关键点是他们说向你讲了很多理由，想把国旗留下来，你却说你没看到（国旗）？

曲：这是make up a story（编造一个故事）。

记：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听听他们陈述理由呢？

曲：就是没有国旗的事情在里面，有什么理由可陈述？对吧？

记：就算不是国旗，只说横幅。他们进去拉横幅，代表着一个华人组织对祖国的问候，就算上面有一个企业的名称，但它表达的，是一种问候，你们是不是应该耐心地……

曲：我不是负责这个事情。我刚才也解释了，再讲就没有意思了。我负责的就是去判断他们是不是我的朋友，I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记：既然不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后来实际上是处理了的！

曲：我们有分工的，朱军他们自然会把这件事情处理的。

记：我问过朱军他说他也不知道是谁要他们拿走的，他也不清楚。

曲：作为大会组织者来讲的话，我们是有权利（处理）的，因为所有的票都是我们卖的。

记：所以呀，究竟是谁在处理？

曲：如果你说这件事情的处理话，作为大会组织者来讲的话，我们是有权利的。

记：那究竟当时你或者朱军有没有处理呢？

曲：我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再讲就多余了。在那个时候自然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他们进剧场的时候，说是给保安检查过的。

曲：你再讲什么，我讲过了，我都不会感兴趣的。他跟什么人讲过我怎么知道，他可以跟任何人讲，我怎么会知道，我都不会感兴趣的。唯一不理解的就是他们说是我的朋友，把我叫过去，我想你做记者应该很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记：他们其中有两位是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他们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觉得你这样的处理，作为专业人士协会的理事长，他们感到很悲痛，他们说，这样做，他们甚至有当场想退会的感觉，你怎么评价？

曲：我没有任何评价。这个事跟我不相关。我刚刚都说过，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有人说是我的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

记：荒唐在哪里呢？

曲：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说是我的朋友，呵呵呵呵……（曲大笑）

记：那为什么不去搞清楚呢？

曲：我不知道有什么可搞清楚的。我现在不想再说任何东西了，请你关掉（录音机），我不想再说任何东西了，因为该说清楚的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你再这样问的话，就不知道你今天在这干什么啦！！

记：我是采访。

曲：我知道……

记：我要把……

曲：我知道，但我该跟你说的都说清楚了，因为其他的东西都不是我能够参与意见的，是吧？我就拆了一个banner，这种事情怎么是我……

记：我把他们的问题告诉你，让你来……

曲：但是我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的。

记：可你是这个会务组的负责人。

曲：那天晚上他们如果不提到是我的朋友，跟我不会有任何相关的，不是我负责的事情。

你这样问一些问题，我挺surprise（惊讶）的。说实话，你别把这句录下来。

记：你觉得我问这些问题……

曲：其实我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我提到的，就是说我在里面提到的责任。

记：我作为一个普通记者，或者普通的一个华裔，你是这个大会的负责人，或组织者，这样采访有什么特别奇怪的？

曲：因为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你这样反复地问，我就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什么东西。而且我在那里时间那么短，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其实你今天这样录的话，我也有我自己的权利，没事我也想把他录下来，对不对，你认为呢……我今天都不知道你在写什么东西。我想基本上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关掉……

记：你的说法有矛盾。一会儿说你只是去看是不是你朋友，不是你处理；一会儿又说你有权处理，究竟你处理了没有？

曲：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记：我们有他们的电话，你要沟通吗？

曲：不知道要沟通什么？两边故事，东西南北，你讲那么多东西，没有idea，不知道沟通什么。

下篇：他们如是说……

在听完“世界唐人街”与曲涛先生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后，采访组走访了一些相关人士。

**观众王先生（应受访者要求采用化名）：** 这件事情我觉得没那么复杂，“世界唐人街”确实是带了横幅和五星红旗进场，他们在座位上摇着，我当时觉得很有感情，也去摇着，后来大会工作人员来了，也没有要他们拿走，只是说开演时不要遮挡其他观众的视线，保安也是目睹的。工作人员说完就走了，后来看见他们还在摇旗，就上来问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围观的人里叫了句“曲涛”，工作人员就走了，没多久曲涛铁青着脸上来，什么都不说，要他们把东西拿走。

曲涛上来的时候他们手上也许没有国旗，但他们对他说了国旗的事，但曲涛没有商量余地的。

警察应该不是曲涛叫来的，是保安叫的，后来一华裔警察再用对讲机叫多几个过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处理得相当不好，同胞在这样的演唱会打出中国国旗，可以理解的，会务组应该协助处理好。

**会务组负责保安工作（应受访者要求不点名）** 情况与你们所说的基本相同，开始是看见有人打标语，我过去看，是“世界唐人街”，根据大会规定，不能打旗子，标语，我就劝说了他们。后来看见他们还在打，就过去问他们是哪里的，他们说“是曲涛叫来的”，然后我就去告诉曲涛，有个团体说是你的朋友，他后来去了，叫他们速拿下来，至于他有没有看见国旗，我看不清楚。警察是保安叫来的，一男一女，他们很快到了现场（该保安负责人对后来警察令当事者将横幅与旗子拿出外面表示惊讶与不知情）。

**苗延健警官：** （记者：我知道那天不是你当值，你只是作为观众刚好路过，我去的时候看见你，能不能对我们讲述当时的情况。）警察是保安叫来的，警察没有权利作出决定，那里是属于私人的地方，只有保安请求警察，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那天开始的情况我不知道，警察问保安的意见，只听见保安请示了他们的supervisor，他们的supervisor说要拿走，然后警察就叫他们拿走。警察只是按程序做事情。

**伍卓生先生（组委会主席）:** 具体事情我不清楚，相信警察是按程序做事情。不过，假如同胞是拿中国国旗，可以与警察和保安说清楚，在不影响别人观赏的情况下，打国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月26日上午，多伦多都市报记者联系了罗渣士中心保安部门，他们把电话转给Communication Department（联络部门）的负责人Jay Stenhouse，但并无人接听电话，记者留言后其后又多次致电Jay Stenhouse，但并无得到回应。

之后记者再次致电保安部门，多番联系后，保安部门的Head of Security（保安主管）Jennifer Osborne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Jennifer告诉记者，1月15日《同一首歌》演唱会开始之前，主办方的人找到罗渣士中心保安部门，说有人拿着大型banner（横幅）和国旗，要求他们处理此事。于是，保安部门前往干涉，叫来警察，并让那些人把banner及国旗拿出场外。Jennifer说，当时她也在场。

Jennifer表示，罗渣士中心是根据每次举办的活动来制定有关条例，每个主办方的要求都不一样，他们会综合主办方意见及本身的规章制度，来考虑该次活动的一些有关规定。

Jennifer解释，当时不让banner或者国旗出现，是因为尺寸太大，考虑到会影响现场观众的观看，所以才如此处理，和banner上的字句、旗帜是否国旗并无关系。

Jennifer强调，以往罗渣士中心举办的活动中，也出现过不让携带banner、旗帜，但她没有给出事例。至于罗渣士中心是否有对于携带banner、旗帜方面的文字规定，Jennifer表示，会根据每次的活动来拟定不同的规定。每次活动的文字细则有所不同，具体规定会根据主办单位和罗渣士中心协商后做出安排。

结束语：采访手记

相信读者读到这里，对“国旗事件”已有个基本了解。至于此事谁是谁非，读者自然有个判断。

记者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完成这篇采访的目的，不是为了争是非。我们致力于还事件的本来面目，除了防止以讹传讹，更重要的，是希望借这件事，促请更多的人思考，华裔社区如何才能向更良性更健康地发展，每个为社区服务的人，除了有旺盛的工作热情，有贡献社区的精神，还应与民众互动，彼此关注。

我们坚信，此次“国旗事件”只是一件个案，与《同一首歌》演唱会的成功相比，微不足道。

2006年《同一首歌》走进加拿大，不但只是多伦多华人之福，也是中国之福！

（多伦多都市报专题采访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