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后香港民主派的崛起

1989年4月15日，支持改革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及各大城市卷起学潮，香港民主派热心支持学运，对大陆民运予以全力声援。5月21日，香港100万人上街游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成立，由司徒华出任主席。5月27日，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马场举行了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筹得一千二百万港元支援大陆学运。5月28日，香港民主派又组织“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一共有150万人参加。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大陆学运被中共通过其控制的军队镇压，这一事件对香港造成巨大的冲击，当时香港民众对此普遍感到震撼、厌恶与恐惧，担心类似镇压流血事件会在1997年后在香港发生。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香港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示威，近100万人上街游行，表达对中共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的抗议。

香港以司徒华为代表支持民运的民主人士联系香港当地的走私贩，展开秘密营救在六四事件中遭到中共通缉的民运领袖的行动，相继帮助数百名民主运动人士逃离中国大陆，其中包括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学生领袖和、陈一咨、苏晓康、严家其、高皋、刘再复等知识分子，这一营救行动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为抑制香港民主运动的发展，1989年7月21日，中共政府撤除李柱铭和司徒华二人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职务，并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支联会。

六四事件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认同，并引发了香港民主运动的大发展，各种公民组织纷纷成立，学生运动也获得复兴。在此情况下，1990年1月，港英政府在说服中共领导人之后，宣布在1991年在立法局举行首次直选，立法局56名议员中有18名议员将由地方选区选出。为应付这次选举，1990 年，李柱铭和司徒华创建了香港首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并在直选中大获全胜，得到了18个议席中的12席。

1993年，时任港督的彭定康推出了取消委任席位、旨在推进全面直选的政改方案，虽然遭到中共当局的全力反对，但却极大促进了香港的民主发展，使得泛民主派势力大为增强。1993 年10月，香港民主同盟与另一政治团体“汇点”合并，组成民主党。

民主党以“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为口号，成立时以决议案的形式通过3项基本立场：一是“平反六四；二是争取尽快实行“双普选”；三是争取香港回归后，全国人大港区代表由“普选”产生。民主党以“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为口号，以“抗争为主、沟通为次”的策略，把自己定义为特区政府的“反对党”，把对批评与对抗特区政府施政作为其主要的政党工作。在1995年立法局选举中，以民主党为首的泛民主派获得立法局大部分议席。民主党取得20席中的12席，连同选举委员会及功能组别，共取得19席。而亲中共的民建联和作为中间势力的自由党则分别只得2席和1席。

1997年7月香港回归后，彭定康的政改成果被中共完全废弃，民主党主政的立法局被解散，被按政改前选举机制产生的立法会所取代，民主党虽然还在在立法会中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但中共支持的民建联势力大增，已成为对泛民主派强硬的对手。

此后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不利于民主党的变化，虽然中共承诺回归后港人治港，但中共通过亲共势力全面介入香港内部事务，香港和内地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行政长官的选举在相当程度上受中共左右，在以行政长官为首行政部门主导的体制下，立法会的地位和权限急剧下降，香港民主运动一时间归于沉寂，民主党面临如何应对如何由中共暗中操纵的香港政局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民主党党内渐渐陷入派系及路线之争，1998年12月，“少壮派”借党内换届选举，推举刘千石挑战原任副主席、前“汇点”成员张炳良，并派出多名候选人参选中央委员会，在民主党引起震动。结果刘千石胜出，“少壮派”夺取了民主党中委会约三分之一的席位。2000年初，张炳良与前汇点成员另起炉灶，组成名为“新力量网络”的政治团体，并于2004年正式退出民主党，而少壮派中的陶君行等人也退出民主党，成立“社会民主论坛”，继而一度分别加入“前线”、“街坊工友服务处”等政团，最后于2006年与黄毓民组成组成“社会民主连线”。民主党持续不断的内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力量，造成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

2003年，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恶劣：董建华力图使禁止在香港从事反共活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在香港立法实施、加之当年春季“沙士”爆发时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失职，激起民怨，当年七月一日，香港五十万人走上街头，发起了七一大游行，游行主题为“反对廿三，还政于民”。此次游行使的特区政府颜面尽失，威信下降，7月16日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与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宣布辞职，2003年9月，特区政府被迫宣布中止《基本法》23条的立法程序。泛民主派借此机会再度崛起，在2003年区议会选举中大胜。